40年前的那次高考，让我成为四川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走进美院校园，事实上，对于美院的期待，要往前再追溯十余年。

我的父亲是一个业余画家，家里兄弟四个我排行老二，在学校里便得了个“罗二哥”的亲切称呼。从小，父亲便带我们画画，培养美术爱好。上初中时，我有一件作品参加了香港的儿童画展，获得2元钱稿费。慢慢地，画画从兴趣爱好成为我心中的理想，这个理想越来越清晰———努力成为一名画家。1964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与学院同在一个校园里。老师同学非常鼓励我，我心里也充满自信，学习很努力，希望进入美院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过当时学校里已经满是政治标语，用功容易带上“白专”帽子，我得翻院墙偷偷出去画画。

1966年，“文革”开始，我的学业也因此中断，走进大巴山，成为达县钢铁厂一名锅炉检修工。那时候，穿上钢铁工人的劳保服，有专门的皮鞋、手套，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我们都觉得很自豪，干活非常卖力，一干就是十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县里跟我学画画的学生。当时我正准备成家，工作又稳定，所以与积极的学生们相比，我显得有些“被动”。记得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夫人打来的电话，她说四川美院招生办已经到了达县，机会送到了家门口，她父母希望我参加高考，抓住学习的机会。我的岳父母都是教师，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但是知识分子对读书还是有很强的期望。

那天下了班后，我赶紧从厂里往县城奔，沿着山下的河走了很远的山路。赶到县城已经很晚了，招生办在县委招待所，我敲开那扇门，却得知报名已经截止，幸好老师网开一面，我成为考区最后一位报名者，敲开了自己人生的前景。

考试时间已是迫在眉睫，艺术类院校考试分文化课和专业课，专业课是创作和素描，我不怎么担心，因为这十年间一直坚持画画。而文化课考的语文和政治，丢了那么久真的需要拼命复习。我每天复习到深夜，看书看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依然坚持着。既然决定考，就要认真对待，拼出全力。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达县一中一层靠窗的那个座位，我就在那里参加了高考。一路走来不少坎坷，心里总是有点紧张。走出考场后，心里一直在算分，觉得应该没问题，却还是忍不住焦虑。没过多久，我正在车间里上班，有工友对我大声喊道：“罗眼镜，去拿通知书啦，要请客啊！”我赶紧跑到厂部拿了通知书，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我想，那就是快乐吧。

再次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校园，有一种“新生”的感觉：大家说话的嗓门都很高，走路都是跳着的，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表达自己的幸福。每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领域去尽情地学习、钻研，有一种强烈的把时间抢回来，珍惜分分秒秒的欲望。学校晚上10点钟熄灯后，从远处望去，寝室里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同学们各显神通，蜡烛、油灯什么的全用上了。到了黎明，起床后发现谁的床已经空了，就悄悄地把自己的闹钟再往前拨一拨。我想，用勤奋、努力、刻苦等词汇来形容这种状态都不够准确，它更是一种选择，是浸透在骨子里、血液里的热爱。经过了高考，年轻人可以尽情地为自己的梦想挥洒热情，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开放包容的背景下，川美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包括我的作品《父亲》，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时代的产物。

《父亲》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后来，我也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1984年，我成为第一批政府公派留学生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院学习。对于我的艺术生涯来说，可谓又敲开了一扇门。那个时期正是85美术新潮的开端，而我恰好在国外，了解学习西方艺术非常便利，非常幸运地能从多个维度来学习比较中西方艺术，从而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清醒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回国后，有人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开玩笑说“炒冷饭”，其实是回到自己的土地和传统里寻找当代艺术的出路，不去模仿、山寨西方当代艺术的系统。这是我一直坚守的艺术理念：艺术要有创造，要回到自身民族传统和文化土壤里，体现中国气派、中国人精神，让中国艺术在世界舞台得到尊重和认可。

回国后，我再次回到那片熟悉的校园里。1998年，我担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一直到2015年卸任。这些年，我和同仁们投入巨大热情的一件作品是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记得建设时我说过，要建一个考生们最向往的美术学院。一觉醒来，这个“梦”真的实现了，今年，有10万名考生报考川美。过不了多久，1000多位佼佼者将会收到他们的录取通知书，而40年前，我们77、78两个年级的学生加在一起才50多人，这不正是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缩影吗？

（作者系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