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为防日寇劫毁，先迁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直至1947年12月方东归南京。时延十年，地迤万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批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对故宫文物迁移这段历史，近年来多有著述，但围绕文物迁徙发生的纷争，却鲜有涉及。本文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拟从档案的角度，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的同时，着重探讨南迁方案确定背后的种种争议，还原历史。

古物分散 历遭反对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虎视华北，侵略脚步已是跫音可辨。面对日本人随时可能攻占北平的危险，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痛历史让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所藏数万件珍贵文物的命运甚为关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未雨绸缪，与北平市工务局局长汪申等商议以修建故宫库房为名，着手集中文物装箱，但不敢对外明说南迁，这是有原因的。

北平历来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故宫古物存于此地，对社会各界而言，是国家安定的象征，被视为“北平繁荣生命所在”。对于故宫古物分散保存，社会各界历来是持反对态度的。早在1930年11月，内政部提出将沈阳热河古物移平，设立古物陈列所，划归故宫博物院，并“组织点验清楚后，将沈阳移来之一部分，仍移归沈阳故宫博物馆分院，以完沈阳历史上之古迹”，而重复部分则运往南京保存。此提议一出，即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群情惊疑”，以北平市自治公所为例，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电称：

北平古物陈列所存储盛京热河运回古物前有分运南京、辽宁之议，北平自治团体及庙会迭电请留诚。以北平系属文化中心，学术材料不宜分散辽宁，国防地带不能储藏古物。今辽宁为敌袭据，辎重械器掠取一空，今日报载有运及四库全书之耗，商民所虑不幸言中，此后辽宁收复亦当实行，国家断难再造伟大博物院之计划，应请变更前议，将是项古物完全仍留北平，加入商民代表慎重保管，并请中外学者共同研究，以避意外而资保全。

这种为“避意外而资保全”的观点，既是为文物着想的忧虑，又是一种缺乏长远之见的短视，而在当时，持这一看法的国人并不在少数。

徐志摩等社会名流对此亦表示反对，主要是认为古物存留故宫，关系国家文化的长治久安。他在1931年4月20日给国民政府呈中提到：“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不可分散之理由，仰恳上揆国家文化久安之大计，俯协民众秉彝一致之公论，准予再付国议。”请求将“北平古物陈列所交故宫博物院接收所有古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为则”。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在1927年，故宫博物院开始处分院内所藏无关文化的金砂、银锭、茶叶、丝绸及皮毛等物品，用来弥补院内经费短缺。此事后以“故宫私售金器案”被曝光，故宫博物院为此还专门出示公函，声称“本院并未奉中央拍卖古物命令，至处分一部分无关文化物品，曾奉中央令准在案，依法处分皆无关文化历史之残废物品，与所谓古物完全无干”。但此事已使得社会民众对故宫博物院的信任度降低，关于故宫拍卖文物的各种传闻甚嚣尘上。社会大众普遍担心故宫既然可以将文物零星出卖，贴补本院费用，那么故宫文物一旦流出北平，是真能护其周全，还是落入某些人的口袋，不得而知。北平市自治区公所在听说故宫有将古物装箱南迁的传闻后，即忧心忡忡，向国民政府发电称：“古物在平已数百载……一经移动，流弊丛生，且恐化公为私，一去不返。”故此时若明确提出将故宫古物南迁，势必会遭来各界的反对及质疑。

谣传迁洛 昙花一现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极力主张文物就地保存的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感到了压力，毕竟国亡了尚可复国，国宝一亡，就永无复还之望了。1932年9月21日，江翰、刘复、朱启钤、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名流举行会议，拟具意见书，强调故宫文物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万万牺牲不得的，而且“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敢在众目昭彰之下，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他们主张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城，将故宫文物妥善就地保存。

此项建议虽没有得到政府的采纳，但关于文物迁移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到了当年11月，突然传来中政会决议设立中原博物馆，将文物迁移至洛阳的消息，舆论哗然，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当月26日，北平市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自治区公所等团体，纷纷致电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北平市商会在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中称：

“报载中政会议漾日开会决议，北平故宫古物著即移洛保管，饬行政院铁道部负责运输等语。此间商民莫明用意，以为文化精华数百年萃集于斯，世界注目，一旦迁去，顿失重心，此其一；珍袭多年，尚虑损坏，铁路运送，在在堪虞，此其二；此间城廓宫室不畏宵小觊觎，近且与修密库，宜形稳妥，洛阳残垣断壁，风雨萧然，以云保管，孰为得失，此其三；国都回宁，业经决定古物迁洛，敌人轻视，此其四；如有万不得已之理由，试问我既能往，敌宁不能，徒示人怯，更生敌心，此其五；政府果有此举，表示放弃北平，何以励誓死抗敌之士气，何以固一致抗敌之人心。本会代表全市数十万商民，誓与各民众团体表示一致阻其成行，以与古物共存亡。”

电文中明确表示了对政府决议将故宫文物迁往洛阳的不满，并列出五点反对的原因，认为文物迁离故宫相当于政府放弃北平，这样“何以励誓死抗敌之士气，何以固一致抗敌之人心”，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民众的意见，并强烈表示愿“与古物共存亡”的决心。

北平自治各区公所则认为：“一、此项古物不能移出故宫，二、应准法定民众团体推员参加保管，三、就当地设法保存，官民合力办理。”他们担心将故宫古物移去洛阳，不利于文物保存，“查此项古物累朝集合匪易，故宫保存，尚属严密，但能取公开慎重主义，可期周妥，一旦移洛，既无适当库藏，亦无堪负责任之人，保管监督，鞭长莫及，损失抵换，极为可虑。”且洛阳着实不是保存古物之良地，“洛阳并非善地，伏莽极多，焚烧杀掠，国民军屡遭其极，而掘坟盗墓，相习成风，突将大宗古物移存该处，必使匪徒生心，难于防范。”

江翰、易培基等人也表示，关于此事“亦仅见报载，事前事后，均未接到京中正式消息”，他们对文物移洛之提议，也是不赞同的。而更多的舆论则是批评政府这种畏敌如虎、躲闪逃避的态度，认为国难当头，政府不去想办法抵抗外侮，首先想到的却是逃避，且首先迁移文物，是“重物轻人”的行为。

面对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政府不得不紧急辟谣，在1932年12月17日行政院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中，即明确指出迁洛决议并非事实，公函中称：“查日前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于行都设立中原博物馆，纯为保存汴梁一带古物起见，报载迁移故宫古物，绝非事实，已由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登报更正。”故宫古物迁洛一事暂时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