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深化。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对于有效运用“四种形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正风反腐重大举措的理论归纳，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新的形势任务，以上率下抓作风、雷霆万钧反腐败，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这些探索创新进行的四个层面的总结归纳，使“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有了带电的缓冲区，使“严管就是厚爱”的责任更加明确、要求更加具体、抓手更加精准，符合从“小错”到“大错”、从轻微到严重、从违纪到违法、从量变到质变的腐败发展规律，也符合权力监督的规律。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求教育大多数、管住大多数、保护大多数，体现了“全”；要求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罚责相当，公平严格，体现了“严”；要求不仅“正歪树”，而且“治病树”，还坚决“拔烂树”，体现了“治”。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高度契合，是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作出的具体部署，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举措。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体现党章的纪律要求和党的基本方针

纪律是党的生命，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纪律建设。作为党内根本大法，党章明确规定，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四种形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使纪律成为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刚性约束，严格依据纪律的尺子，针对性质不同、程度不一的问题提出不同的处理方式，构成了完整的监督执纪链条，都体现了党章严明的纪律要求。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工作方针和方法论。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就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四种形态”突出预防，区分“多数”和“少数”，贯穿抓早抓小、严管就是厚爱的工作理念，彰显了中央和中央纪委对党员干部的高度负责和关心爱护，体现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优良传统。而且，“四种形态”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边界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只有实现党内关系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化，才会有真诚坦荡的咬耳扯袖，才会有心悦诚服的红脸出汗，才能够管住大多数；只有在发生小问题的时候就及时处理和约束，才能避免养成“大老虎”，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分类施策、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分类施策，第一种形态是基础，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总的要求是把监督、提醒、教育和批评经常化、常态化，拉起防止党员犯错误的“第一道防线”；第二种形态和第三种形态是对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综合运用，要做到综合权衡、宽严相济，既强调“零容忍”“全覆盖”，做到违纪必究，同时对犯错误但问题性质不太严重、能够主动说清情况并且积极改正的党员干部，给机会、给台阶、给出路，充分体现政策；第四种形态，使违纪又违法最终要接受法律追究的成为极极少数，就是要帮助犯错误的人得到党的挽救，重建对党的忠诚。

同时，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必须全面把握、统筹兼顾，才能取得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效果。只有把前一种形态落实到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之中，才能使后边形态成为“少数”和“极极少数”，从而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取得源头防控、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只有后边形态的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前边形态才有说服力、约束力，才能取得敲山震虎、震慑常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