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行能源、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提出到2030年碳排放达峰并尽早达峰的战略目标,使得经济增长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研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难发现,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分析也普遍认为,在全球碳减排的背景下,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短期内碳排放约束将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开始从不同方面考虑在较长时期内碳排放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传导机制。

概念上,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主要是在控制了碳排放水平和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路径会随之发生变化,挖掘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转向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水平。由此,碳减排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建立两种不同的路径机制。

机制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碳的“结构性减排”。也就是说,通过将有限资源优化配置到单位产值碳排放更低的领域,从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机制二:通过产业内部技术升级带动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碳的“效率性减排”。在这一作用机制下,资源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配置,而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实现在既定资源配置条件下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和内涵式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碳排放约束条件加入主流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即将产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的效率性调整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而通过控制关键影响因素,模拟分析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收敛于最优理论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其中,机制一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资本、劳动项,体现碳约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来的生产水平提高;机制二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全要素生产率项,体现通过碳约束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生产效率提高。笔者根据研究特点和研究目标,充分考虑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和无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的差异性,构建了经济增长R-C-K(Ramsey-Cass-Koopmans Model)模型。R-C-K模型是1928年12月由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和逻辑学家F.Ramsey提出并建立,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应用模型。R-C-K模型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期资源分配,在确定性条件下分析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并推导得出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期条件。通过模拟不同碳排放约束强度下平衡增长路径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发现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当碳排放约束不发生变化时,有无碳排放约束对稳态中产出水平产生了较大的异质性影响。短期中,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产出水平低于没有碳约束的产出水平,带来这一效应的现实解释是:由于碳排放的宏观调节作用,短期中将一些落后产能、使用效率较低的要素排除出市场,从而导致产出水平的短期下降。随着碳排放约束政策的稳定推进,稳态产出水平呈现稳步增长,并且逐步超越没有碳约束的产出水平,超出幅度呈放大趋势。这表明,从长期来看,施加碳排放约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且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等作用机制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稳态水平。

第二,当碳排放约束发生改变,且碳排放约束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上升速度小于结构调整下降速度时,模拟的稳态产出水平在初始阶段大于碳排放约束不变时的产出水平。但从长远来看,政策变化是“趋劣”的,所带来的产出水平虽然高于没有碳排放约束时的稳态产出水平,然而却低于碳排放约束不发生改变时的稳态产出水平。碳排放约束受制于碳减排的物理特性,在粗放型经济体朝向集约型转型的初期,碳减排力度较大,潜在减排空间较多,然而每一单位能源转化存在物理上的不变性,并不能一直将这一过程持续下去,所以通过机制一实现碳减排目标会导致碳减排的空间越来越窄。

第三,当碳排放约束发生改变,且碳排放约束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上升速度大于结构调整下降速度时,模拟的稳态产出水平在初始阶段小于碳排放约束不变时的产出水平值。但从长期来看,政策改变是“趋好”的,碳排放约束变化所带来的产出水平不仅高于没有碳排放约束的产出水平,更是要高于碳排放约束不变条件下的稳态产出水平。所以从长远来看,实施碳减排约束真正对产出水平提高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机制二,随着新技术、新发明的不断运用,将会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等方面带来越来越多的碳减排空间,碳排放约束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是经济长久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比较发现,虽然碳减排约束的作用机制一和作用机制二均对稳态下产出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机制一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终点的,而机制二中的技术进步却是无止境的。因此,碳排放约束的第一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而碳排放约束的第二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充分发挥机制二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将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系统稳态下产出水平达到更高的稳态值。笔者认为,实施碳排放约束政策可以内在地影响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外向型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经济低碳增长转型。为此,需要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财政金融改革和监管考评体系等方面综合推进相关工作。一是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低碳发展这一核心引擎,加强低碳科技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再吸收,加快相关成果转化应用,建立健全低碳科技创新评估和激励机制,依靠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支撑引领低碳增长。二是构建高端、高效、低碳、绿色的现代产业体系,逐步探索实现低碳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赢路径,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低碳化的和谐统一。三是完善低碳发展财政金融支撑体系,强化财税政策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导向功能,探索采用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收益权,以及知识产权、预期绿色收益质押等增信担保方式,拓宽绿色金融担保增信渠道。四是改善“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加快建立健全低碳GDP核算体系,构建促进经济低碳增长的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使政绩考核与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确保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

(作者:靳祥锋 任栋,单位: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