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南京７月６日电（记者蒋芳、陈聪颖）过去的１１年里，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的团队跑遍了全国２０多个省份，靠着社会资助与少许课题经费，记录下大约１０００名抗战老兵的口述史料。

７月７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８０周年。在世的抗战老兵均已届耄耋之年，不少老兵接连辞世。近年来，很多像吴先斌这样的民间人士参与到抢救抗战老兵“口述史”，关爱救助其晚年生活的工作中。

“４个小时的视频、至少８０００字的文字，这是标配。”薛刚曾经是一名北漂的媒体工作者，现在是博物馆抢救口述史的“主力”。７月４日，刚结束了２个月、６０００多公里奔波回到南京的薛刚顾不上休息，就把自己埋进了一堆“素材”中。他打开记录本给记者看他这次刚“聊过”的一位湖南老兵，９７岁的欧阳全曾是戴安澜将军的贴身侍卫。“我们找了最干净的雨布，把骨灰盒包裹起来，用电线捆好，用白色的医药箱装好。”“国葬之后，去看戴安澜的夫人，夫人说你们活着回来了，你们的师长没回来。”……

“每次碰到这样的‘惊喜’我们都很慎重，我现场就打电话给戴安澜的儿子一一比对细节，确认真实性才能收录。”薛刚说。记录整理口述史对于从业者的知识储备量要求很高，只有这样才能从被访老兵言谈时无意带过的一个小细节中挖掘出重要的史料，又因有些老兵年事已高记忆多有混淆之处，也需要丰富的知识来辨别真伪。

近年来，多地民间志愿团队加入为抗战老兵录制“口述史”的工作中来。他们普遍认为，时间紧迫、意义重大，这项工作既将战争史以亲历者陈述固化留存，为研究提供线索、证据，也填补国家叙事宏大框架的细枝末叶，还为认证救助老兵提供支持。

“每一个老兵的微历史就像是一块拼图，当拼图足够多时，便能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大历史。”薛刚说。

“时间逼着我们快跑。”吴先斌说，前十年他陆续采访了７００人，由于深感进度太慢，赶不上老兵们离世的速度，２０１６年以来他多方筹措资金，增加了摄制组人数，吸纳外来协助的志愿者，用一年时间采访了３００余人。“以我的能力，之前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做到１万人，虽然有社会捐款和一定的课题经费，现在看来很难。”

光靠民间力量，走下去很艰难。车马费、人工费、器材设备等，每一位老兵的采访成本至少两千元，对于生活困难的老兵，他们还额外赠予慰问金。在许多从事这项工作的志愿者们看来，当前民间“口述史”记录零散且欠缺体系，国家层面需对有序记录、后续利用全盘设计。

尽管如此，吴先斌还是决定继续干下去。７月４日，一个摄制组出发直奔广西，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采访４０位老兵。刚刚组建的第三支摄制组则从５日开始在南京采访１５位八路军老战士。

吴先斌坦言，每每想要放弃，耳畔就会想起老兵们对我的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你们生在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真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