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鸿武(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值此关键时刻,中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创新,不仅不断引领和助推各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供给。虽然我国近年来在创新产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专利申请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从目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能力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整体上依然薄弱,创新投入的增加并未带动供给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如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14年中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4.6%,日本占31.2%、美国占27.2、欧盟占24.7%,他们同期R&D支出相当于中国的46.2%、129.4%、97.9%。因此,在坚持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的同时,亟须对创新进行“供给侧改革”,改善创新的供给侧环境、优化创新产生的供给侧机制,形成有利于行业、技术、产品、原料、管理、组织等一系列创新的系统的制度安排。

创新供给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创新动力不足。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理应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并发挥核心作用,但创新成果尤其是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公共产品属性,使得企业创新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企业创新投入低于社会最优值,这要求政府必须采取政策支持创新和为创新塑造良好的环境。虽然政府出台了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支持创新,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支持和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创新收益和风险不对应,打击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还存在司法执行力度和行政保护力度不够的问题,减弱了创新的动力;创新成果的无形资产特性使其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难于成为抵押物,创新资金引进过程中还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反过来影响了创新积极性的发挥;此外,整个社会在创新方面还相对保守,鼓励尝试和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与社会心理氛围还没真正形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创新的活力。

创新组织形式单一。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组织和管理的问题。创新通常存在自上而下式创新、自下而上式创新和交互式创新三种组织形式。实践表明:不同的创新组织形式与具体的创新内容紧密相关,同时,不同的创新形式下企业在处理市场需求时的表现截然不同。我国较大程度上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形式,政府替代市场成为创新方向的引导者,此时,创新是外生的,是政府要求其创新,因此创新主体只有引进和模仿技术的积极性,没有内在动力去进行实质性创新,甚至为了获得政府政策资助而追求数量上、形式上的创新,忽视了创新成果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匹配,致使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不充分,这不利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等创新主体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创新活动所蕴含风险的分散。

创新投入的结构不合理。研发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之间维持合理的比例结构对技术创新体系的良性循环发展有较好促进作用。从我国创新投入现状来看,研发投入结构明显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高的特点,如2015年我国三大研发活动的比重分别为5.1%、10.8%、84.1%,同期美国的比重约为17.4%、19.3%、63.3%。对比可知,我国创新投入更为重视试验发展等创新链的后端环节,而对更能体现出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等前端环节投入明显不足。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创新过程中过于看重渐近式创新等难度小、见效快的创新,对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带来的突破性创新重视不够。这种创新投入结构在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早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对技术前沿的逼近,只有通过高水平的自主创新才能达到前沿并实现赶超,而这显然需要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环节投入的大幅增加。

创新人才缺乏。创新体系的核心在企业,根本在人才。当前科技队伍规模虽然较大,但人才供给侧和需求侧存在不对称,尤其创新型科技人才严重不足。激励科研人员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中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基础支撑条件不够,导致创新型人才不愿从事科研工作或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创新人才的培养、供给被应试教育化和行政化等各种违反人才培养规律的机制所扼制,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具有创新意识的高层次人才极其缺乏;此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人才明显缺乏,不能以企业内部的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