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只犬需缴纳400元的养犬管理服务费,居民每户限养一只犬……这些年,全国各地禁犬、限制养犬的条令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没有消停过。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各地的“限狗令”大都“雷声大雨点小”频遭夭折,这与狗和人类的历史渊源、立法者的理念及执法方式有关,养犬管理任重道远。（法制日报）

这些年几乎每个城市都相继出台了犬类管理办法，但落实上确实是个问题。执行不足的另一面，还有乱执行。一些城市在宠物“闯祸”后，往往祭出的是全城“打狗”运动。一阵风不说，这种突击治理所表现出的粗暴，反倒引发了社会对加强宠物管理的认同危机。轰轰烈烈的打狗行动，也把本该正常运转的日常管理的重要性给遮蔽了。

这些因素，当然都是促成“限狗令”最终执行疲软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宠物管理失控、既有规定执行不严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在于宠物增多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并没有引起从管理部门到社会整体的足够重视。这使得相关部门的管理积极性、执法力量的配置、政策的跟进都严重滞后。加强宠物管理，说白了就是要落实登记和疫苗接种，以及对非规范的饲养行为进行追责。这些在我们的犬类管理规定中，其实都不缺乏。

除了对犬类管理失控的风险正视不够，“限狗令”的执行不足，也与长期以来对于宠物作为“私有财产”的界限认知模糊有关。对于“养狗的自由”的认识，不少人似乎仍停留在农耕时代。在农耕时期，主人对狗似乎有绝对的拥有和自我管理权，并且可不受外部的干预。但到了法治社会，这种私有权一旦威胁到他人安全，是应该受到限制的。

另外，动物保护者与组织也应该转变观念，改变动物保护方面的行动策略。不能将对宠物的管理与动物保护对立起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单纯的向社会普及动物保护观念，上升到强化社会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理念，突出动物饲养者的责任与义务。这其实才是对动物真正的关爱。

“限狗令”执行疲软，确实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和借口。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于，社会对于宠物数量增多所衍生出的管理失控风险，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对于宠物饲养行为中的“人”的责任，也没有形成清晰的现代观念。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每次加强宠物管理的讨论，只有到发生烈性事件后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