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框框

相亲角有一个海外区，专门供海外留学工作的青年家长交流。黄珀是坐镇海外区的常客，女儿今年24岁，在芝加哥香槟大学读硕士，已拿到绿卡，将定居美国，因此他想给女儿找一个大10岁左右的美籍华人男孩，儒雅正派人品好的人才。

范围的缩小增加了配对的难度，他聊过四五个男孩最后都没成，便顺带帮这些男孩挂牌。他每周都带饭来相亲角，坐在海外区正中央，靠马路边，有人经过，就扯着嗓子：“美国女孩!哎!93年的女儿!93年的!”

“呵呵，这位老兄就是在推销女儿，但是他推销的女儿价格太高，要优秀男。” 毛尚志第一次来公园就注意到了黄珀，这次又在同一个位置看到他摆摊，便蹲在一旁与其攀谈。黄珀带了女儿的照片，但一般不碰到满意的，不会拿出来给人看，“谁也没见过他女儿长什么样。”

毛尚志也是上海本地人，与其他家长不同的是，他是被儿子叫过来相亲的。儿子近三十，最近开始着急了，主动提起人民公园有个相亲角，毛尚志明白儿子自己不好意思来，便答应替他过来看看，“来了一看，都是老头老太。”

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大家一见面就问房子、户口、收入、学历、外貌、有无婚史，“有过婚史，身价一落千丈”。在他看来，这样的相亲无异于推销。

有些本地人非上海户口不谈，“没有户口，每月收入几万都没用。”毛尚志说上海男孩条件差点的都找外地女孩，上海女孩一般不肯嫁给外地男孩，黄珀插一句：“肯嫁的，优秀的肯嫁的。”

有些外地人也不愿找上海人。那位姓周的新上海人对未来女婿的要求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和父母住。

有一对杭州夫妇停下来看伞上的信息，曹丽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上海人么?上海人我们不考虑的。”杭州夫妇心领神会地笑了：“我们也不考虑上海人，这是小孩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来看，小孩是有框框给我的。”

“他们首先问我儿子有没有房，有无房贷，根本不问小孩子性格怎么样。”坐在曹丽旁边的陈香梅也是安徽人。曹丽说，在相亲角里，有户口、有房、有车就是标配，对男孩尤其如此。

有位六十多岁的上海家长，儿子三十多岁没结婚，就是因为没房子。有家长认为，相亲角男孩少，是因为男孩要买了房，才敢在这里挂牌。

“那么贵的房子，不是随便买就买得起的。”陈香梅认为房子应该两个人一起买，男方可以出多一点。“现在有房不行，还要问有没有独立的婚房，还要问你跟不跟你小孩在一起住。”她认为父母没有权利给子女找对象还设置那么多条件。

不过，待她知道很多女孩贷款买房给父母住后，在条件上又加了一句：有房无贷。

毛尚志说儿子本科学历，在相亲角属于中下等条件，“女方本科，要求男方是硕士，女方硕士，要求男方是博士。”如果说自己孩子是研究生，还会被追问本科在哪里读的。

“小孩优不优秀，得看本科。”一对已定居上海的哈尔滨夫妇对曹丽的女儿很感兴趣，双方交谈完留下联系方式，但曹丽不太满意，因为男孩是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要是南京大学，我还觉得不错，南京理工，没听过。”

有位博士家长的儿子也是博士，1980年生，在国外开律师事务所。他给儿子找对象最看重学历，必须要“有文化”，最好是知识分子家庭或农工家庭，“经商的绝对不行”。他看到一个牌子写着普林斯顿毕业的，就问在普林斯顿读了几年，女孩妈妈说读了一年，“我一听就有问题的啊，没必要再聊了。”

有人看重长相。有位家长一上来就问陈香梅要儿子的照片，说“长得不帅，其他条件再好，也不行，长相可以，再看其他条件。”

有人则死磕“身高”。一位男方家长的牌子上写着要求女方身高1.65米以上，路过一位阿姨问：“我家孩子1.63行吗?”他连忙摇手：“这不行咧!”

曹丽得知杭州夫妇的儿子是交大工科硕士，在外企工作，继续问对方身高，“我们是有身高要求的，175以下，看都不要看，少一厘米都不行。”这是她女儿提出的要求。杭州夫妇的儿子1.78米，曹丽觉得挺不错，但他们离开了，没有留联系方式。

罗书寰在相亲角认识一位从贵州回来的上海知青，两个儿子条件不错，唯独身高有点遗憾，“男孩一米七不到!”因此找了好多年没找到，劝他把要求放低一点，他说不行。

也有一些莫名的条件，比如有位独生子女家长只找独生子女，当听到对方是为亲姐姐找对象时，直接拒绝：“那不要，我们独生子女对独生子女。”

挑着挑着就耽误了

学者孙沛东在《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和“白发相亲”》一书中曾分析改革开放后上海青年的婚恋观变化：择偶标准中的政治主导因素逐渐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所代替——7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海陆空热”;恢复高考后，80年代初，社会上的择偶观念又出现了“文凭热”;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逐渐成为城市时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90 年代，“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

书中写道，进入21 世纪，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成为影响上海青年的择偶标准和婚恋观念的新变量，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上海近几年来“飞扬跋扈”的房价，直接使婚房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化了。

“结婚要两个人投缘，缘分的事情没解决，上来就问，房子有吧?汽车有吧?钞票有吧?像做买卖一样，卖女儿啊!我有三套房子，你也要有三套房子，有毛病!我有三套房子还找你啊?瞎搞!”赖须伟看不惯相亲角里的一些“物质主义者”，越说越气愤。他是上海人，替31岁开救护车的儿子找，家里开店做生意，开电瓶车过来要半小时，在相亲角待了一年多，每周末从早上8点待到下午4点，一天两壶水。

他有自己的生意和社交圈子，跑来这里纯粹是为了帮儿子解决问题，“帮他找一个好一点的，让他开心一点。”他希望找个平平淡淡过日子的儿媳妇，最关键两人心灵相通，其余条件都是灵活的。

一位上海本地老人过来问曹丽，一听是安徽阜阳的，立马变脸：“哎呦喂，阜阳的，那苦啊!阜阳苦噢!”说完掉头就走。曹丽觉得像听了个笑话，“有什么苦的?我们好着呢!我们在上海买了两套房，怎么苦了?”

在赖须伟看来，由于地域文化隔阂，上海人原则上只找上海人，条件差一点就找江浙，然后是安徽江西，东北的基本不考虑。有个安徽籍的男家长过来看他儿子的信息，他第一句问对方是哪里人，接着又问：“来上海多少年了?”“好多年了。”“二十年有吗?”“没有，十几年。”

谈话结束。这位家长走了后，赖须伟对记者说：“这个百分之百不要。”问他如何判断，他说：“问题一推出去就知道了。在上海二十年肯定赚到钱，房子也有了，没有二十年肯定没钱。”

来自江苏淮安农村的李世严已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没有上海户口，没有独立婚房，儿子今年29岁，在中铁上海设计院上班，工资一万七。有个面貌可爱的女孩上前搭讪，他先问人家工作收入、五险一金，“我们要找个收入高的，要一起买房。当然女孩在上海有房，工资不高也可以考虑。”

有位阿姨在相亲角找了三年，要求女孩“漂亮、肤白、眼睛大”，身高一米六，家境相当，上海有房。“只有一套房，我们不考虑的，要有两套房。以后养了两个小孩，就不用买房了，经济压力没那么大。”儿子今年33岁了，她说如果再过一两年还找不到，就把要求放低，“不能再等了”。

作为女孩家长，杨宗恕经常被问三个问题：“女孩子漂亮吧?工资收入多少?房子买了吗?”他一听到就头痛。女儿一毕业他就来相亲角，待了近八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看到一个男的牌子上写着：月薪4000(税前)，“我都替他不好意思。”他说，“上海男的超过30岁，拿五六千的多了，这种人就废掉了，不能要了。”

其实，他女儿在香港工作，已经谈了一个男朋友，但他不满意，因为男方是农村人，家境一般，毕业好几年，工资3万港币，在香港属于中等水平。如果在香港买房，男方只能出20万，女儿希望父母能帮忙，他答应给女儿100万。

“她谈她的，只要一天没定下来，我还是可以去给她找个更好的。”杨宗恕说，要找个在香港工作的上海人很难，前不久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因为男方不会烧饭，跟家长没谈拢，吹了。

68岁自称教书的上海人崔睢认为，女孩找男孩必须得有独立婚房，而且一室一厅不行，一定要两室一厅，这样夫妻吵架时能有各自的空间，等冷静下来再到厅里握手言和，有利于婚姻和谐稳定。

在他看来，找对象没有那么困难，他在相亲角8个月就帮女儿找到了，后来又帮三个学生找到了，现在在帮一个83年的男学生找，有信心今年可以找到。

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每次周六下午三点左右过来，“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是黄金时段，早上的价钱都很高，到下午三四点会降下来，我挑便宜货啊!”旁边家长一听就懂，他得意地笑了，对记者解释：“比如早上他要求三室一厅，价位很高，等到下午马上要回去了，就开始降价，一室一厅也要了，见一面再说，不然又要等一个礼拜。”家长们心情迫切，都希望周六看到合适的，周日就让孩子们见面。

“这里是来上班，不是来旅游的，你拿一个苹果，我拿一口蛋糕，交来交去，时间都浪费了。”他认为，很多家长找不到是因为不讲究效率和方法。“谈朋友要靠追”，看到喜欢的应该主动出击，但很多家长一早过来，把伞往地上一放，就坐一天，“放五年也没用。”

罗书寰的意见则不同，他觉得相亲角成功率低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在挑，你挑我，我挑他，“眼睛都挑花了，今天看一个蛮好，明天看一个还要好。”

“大家都不认识，只能互相谈条件，谈来谈去都耽误了。”替37岁的女儿找了多年的何力说，以前把条件定得很高，错失了很多机会，现在觉得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了。“小孩子其实很单纯的，复杂的就是家长，想得太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