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父母，反而没有小孩对小孩快，父母都在那儿拦着呢。”曹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也无可奈何：“那又能怎么办?小孩儿又不愿意来。”

让爸妈好好去跳广场舞

何力曾找过中介，收费贵，半年5000元，一年8000元，后来发现介绍的都是那几个人，就放弃了。

相亲角大多数家长都不信赖中介。有些家长还自发当起了“志愿红娘”，翁大爷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是新上海人，退休中学教师，大家都叫他“翁老师”。因为双胞胎哥哥住得远，翁大爷便替侄子(1982年生)来相亲，找了七八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条件不高，就是谈不拢。”

一开始找了几个女孩，和侄子都没谈拢，翁大爷觉得对不起人家 ，碰到其他男生他就做个介绍。时间长了，越来越多人找他帮忙挂牌。今年年初，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搭建一个上海人的相亲平台。

这个“平台”是一本花名册，登记着男男女女的征婚信息和联系方式，目前已积攒了8本，大概有一两千人的信息，分男孩册和女孩册，还有一本离异专册。

翁大爷周六日在人民公园，周三在虹口公园，平时在家里给人家打电话配对。他说以前都在家打麻将，现在把打麻将的钱省下来打电话，一个个通知家长联系。

早上五六点就过来占位，下午四点多收摊。有时候来晚了，其他家长会给他留个位置。为表达感谢，家长们纷纷给他送水、送烟、送茶叶，送从台湾带过来的凤梨酥和价格昂贵的野山参，还主动给他充话费。

翁大爷说他什么都不要，只想做点好事，推己及人，能成全一对，人民公园来相亲的家长就少一对，“希望他们能在公园里跳跳广场舞，看到他们本应该高兴的样子。”

“现在不结婚的孩子太多了，我们以前一下就成家了，现在要学历、要房子、要车子，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啊!”别人反驳“钱财怎么是身外之物”，翁大爷不停地摇头，喃喃道：“现在都物化了。”他说自己没房没车，退休工资3000多块，什么都没留给儿子，经济适用房都买不起，“等动迁我儿子才能成家。”

翁大爷看中了罗书寰的女儿，想介绍给他侄子。罗书寰回去跟女儿讲过，但女儿不满意对方的条件——身高1.76米、房子在金山、学历是专升本、在证券公司上班不稳定。

以前，罗书寰找到一个很满意的男孩，1988年，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态度诚恳，但接触下来女儿感觉他像小孩子一样，她讲话他听不懂，他讲话她觉得好笑，越谈越没劲。女儿迫于压力，一直拖着没坦白，不情不愿地跟对方见面。

“我不知道她不喜欢，她不愿意跟我沟通，问了才说，不问就不说。我说我的目的是为了给你找幸福，不是让你这么痛苦的。”罗书寰无奈地叹气。

经历几次失败，他也渐渐能理解女儿的挑剔，要是找个不合适的人结婚，以后处不来离了婚，更糟糕。他认为门当户对首先要在文化上、思想上门当户对，所以他再着急也不强迫女儿，“我听她的，她满意就好，哪怕她要个叫花子，她开心就好。”

相亲角男孩少，罗书寰觉得希望不大。他在一家婚介网站注册了好多年，每年交400元发布征婚信息，明知上面很多信息是假的，找到的几率也很渺茫，但“万一成功了呢?”

据赖须伟观察，相亲角的男女比例大概在1：5左右。另一位家长也做过调查，200个人只有50个男孩，还包括40岁以上和离过婚的。

男女比例不均，使得男孩在相亲角“很吃香”。罗书寰经常看到女方家长拿着一大把纸片，拼命塞给男方家长，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说：“看看嘛，回去看看嘛!”

有些女孩家长不敢在牌子上写得太优秀，怕写上去就更加没人来问了。“有个博士后不敢写学历，还有的一年赚50万，只敢写20万。”陈善美感慨：“现在优秀男孩儿太少了，优秀女生太多了，只能自降标准，我女儿就是还不明白这个紧迫性和竞争。”

“我总跟她说咱们年龄也大了，不能太挑，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要这样下去就不用找了。”陈善美心里一急就爱唠叨，什么都能绕到找对象的事上来，女儿最烦这个，几天前早上叫她起来锻炼，她坐在床上突然大叫：“哎呀你快走吧，我要疯了!”陈善美也生了气，“你只要找了对象，我就回家，回去我再也不来了!”

陈善美确实想回东北了，她吃不惯上海的菜，但为了女儿，她做好了在相亲角“打持久战”的准备。坐在旁边的老乡从女儿30岁找到40岁，以过来人的姿态告诉她：“你刚来，还早着呢。”

周日下午，临近黄昏，摆摊的人开始陆续收拾，转移到大门口，那里更热闹一些。陈香梅起身，拿起那张已裂掉的塑料板凳，自言自语：“希望这是一个好的预兆，让我尽快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