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这是中国的大时代。如果你错过了中国,你就错过了世界。”

◆赵海英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投公司执委、首席风险官、中金公司董事;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

赵海英对所处情境的把控力,在采访之初便显露无遗。

“咱们去小会议室,那里交流更舒服。”坐定之后,她把厚厚两打材料交给记者,“你先了解一下我的工作,然后可以从中提问。”“我看了你发过来的问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语气坚定但表情温和,目光诚恳也带着笑意。不过分客套也不咄咄逼人,自然而然提出建议,跟着她的表达,很难拒绝。

对于这位见证了几十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巨变,眼前都是庞大体量“真金白银”,如今的中投公司首席风险官来讲,这种把控力,一部分来自天性,更大一部分,来自无法复制的经历和其中缓缓积蓄的力量。

自己选,自己承担结果

对赵海英来说,对于自己人生的“把控”,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由于读书早,13岁就面临初中毕业。那个年代,在继续读高中,面对高考和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读中专、毕业就能分配到一个好工作之间,小小的赵海英自己决定,去读高中。擅长读书的她,还考上了湖北省重点高中:孝感高中。

自己选,自己努力,自己承担结果,俨然成为这个青春期还没有真正开启的小姑娘就有的觉悟。

上世纪70年代末,学校秩序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学习氛围日渐高涨,那个年代,学校对于学生的思想指引,也定格在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上。恰巧,赵海英就是有着漂亮数理化成绩的小姑娘。

成绩单就像是高中时代的赵海英手中一把精良武器,背着它,年纪再小也可以“走天涯”———15岁,在母亲眼里还是“小豆芽”的她,就要去读大学。身为工程师的父亲也为她选定了方向,精密仪器专业。

“大学没遇到什么困难”,她没说自己在学业上经历过辛苦,大约是时间过去得久了,大约是在她看来,在漫长岁月洗练中,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甚至微小到不值一提的付出。

1984年,赵海英与普遍年长她几岁的同学一道,完成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课业。对学业优秀几乎要成习惯的赵海英来说,如果想考本专业研究生,是容易的。但是,那个有想法、能拿主意的赵海英这次真正“长大”了,她决定换个专业读。

十八九岁的赵海英,从国内报纸等媒介,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脉动。“去读个经济、管理相关的专业,能为国家发展做更多贡献。当时,心里的目标很明确。”

“真是那么想的,那时候还远谈不上功利。”当时的国内,很多学校甚至还没有经济、管理专业,赵海英决定“曲线救国”,到管理学院念了一个与系统工程相关的经管专业。

不过,受过了经济学启蒙的赵海英知道,当时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还主要在西方,“要获得新知就要走出去”,她开始关注相关信息。那时,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邹至庄正在致力帮助中国优秀学子到西方学习经济学,与教育部合作举行基础性考试,检验学生学术功底,通过之后,可以提供一份“有分量”的推荐信。

不出意外,通过几重考验,赵海英申请到了有奖学金的马里兰大学,拿到一张去往美国的机票。

“循着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走”

刚到美国,赵海英还是感到了震撼。初到马里兰,从机场到学校的路上,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眼前是一条白色河流和一条红色河流”。

白色是迎面而来的车灯流,红色是并行汽车尾灯拉出的一条光线。

“我们国家,有一天也会这样吗?”当时的中国,尚未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不一样的一切,让赵海英感到新奇,还隐隐有所期待。

新生活带来的,除了源源不断的新知识、新的研究方式、新的学术习惯,还有一些让人“头皮发麻”的新挑战。作为助教,到美国第二个学期,赵海英就要独立完成本科生的经济学教学工作,“教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还比较简单,但宏观经济学包含了货币、银行等文化背景的东西。”当时的中国,银行业务简单地就像一个钱币出纳员。一个刚走出国门的小姑娘如何能够讲这些货币金融银行的大题目?“绝对是现炒现卖,现学现教。”

那一年的冬天,马里兰的雪下得大且久,第一堂课推迟了几天,赵海英获得了几天类似“豁免”的快感,她能有多几天的时间,继续大剂量学科理论补充学习。

第一堂课也在暗流汹涌的心理活动之上,将要平静结束。

“老师,我们这学期的syllabus呢?”赵海英蒙了。什么是syllabus?虽然不知道是何物,赵海英却灵机一动,“这几天大雪,来的比较急,下堂课会有。”由于之前签证下来得晚,到美国已过开学时间,因此一学期下来,也不知syllabus(教学大纲)为何物。

说到这段苦中作乐的往事,赵海英笑出了声。做比自己预想“更难一点”的事儿,后续的获得往往超乎想象——“对宏观经济学又有了系统的梳理和理解,语言能力也更是一个进阶……”

与此同时,赵海英的学术能力也获得认可,博士论文获得布鲁金斯和斯隆等几项大奖。期间,她还去到布鲁金斯学会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了解了国外一流研究机构的运作,渐渐体会到“走天涯”的舒展开阔。

不过,走得越远,赵海英也越有自己的判断。当时学经济学的“初心”时不时会跳出来,提醒自己“该循着重要的东西走”。

她心里重要的,就是祖国。

1992年,赵海英离开美国到了香港,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任教。系统的教学研究进一步锤炼了她的学术修养,也让她实现了能有观察服务国家机会的初衷。

那个年代,香港已是国际金融中心,“一方面是大信息量,能更便利接触东西方,了解香港及全球金融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是能近距离跟上祖国的改革步伐。”

赵海英也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