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带娃上班”的潮流重现江湖。一些企业自办或与社会专业机构合办内部托儿所，极大地方便了员工“带娃上班”，助其化解工作与带娃之间的矛盾，成为让人艳羡的附加福利。

一边是难以抽身的繁重工作，一边是孩子成长的重要阶段，要兼而顾之“两全其美”，很多年轻父母直呼“臣妾做不到”。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二孩政策虽已全面放开，但不少育龄夫妇却仍然“不愿生、不敢生”第二个子女，“带娃难”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配置普遍紧缺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入园难”问题，很多公立或私立幼儿园都只接受3岁以上的幼儿，针对0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凤毛麟角。即使有，要么是托管时间太短，无法满足上班族的时间诉求；要么是价格高得离谱，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大部分双职工家庭育儿基本靠“啃老”，而隔代教育往往又对孩子习惯的养成、兴趣的培养、能力的形成不利。总之，现实太逼仄，带娃不容易，父母很糟心。

企业为员工开办托儿所，使其能够“带娃上班”，“带娃难”问题能否迎刃而解？事实上，“带娃上班”并不是新潮流，而是“昨日重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很多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办的职工托儿所或子弟学校，“带娃上班”是大部分职工的生活日常，确实让很多人做到了工作、带娃两不误。后因单位改革、企业改制，办学职能便从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了，“带娃上班”也逐渐成为一桩稀罕事。如今，一些企业“重操旧业”，比如京东总部开设“京东初然之爱托幼中心”、滴滴女性联盟联合行政部开设员工子女托管中心，让员工接送孩子与上下班同步，有效地化解员工安心上班与从容带娃之间的矛盾。而企业切中员工“痛点”送福利的同时，也能够极大地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提供“带娃上班”贴心服务正逐渐成为企业招人、留人的新法宝。

只不过，企业开办内部托儿所操作起来并不简单。企业愿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来为员工谋福利都成问题，更何况建设和运营托儿所是个专业活，技术性很强，面临开园资质、硬件设施、师资安排、安全防护、风险管控诸多问题，不是随便一个企业就能办好的。再说了，虽然一些地方开始搞试点，但是具体的准入标准与实际的操作细则却没跟上，一些企业虽有财力，但缺经验，且面临各种政策困惑，即使想办也难办好。之前，携程的亲子中心刚开办一周便遭遇被紧急叫停的尴尬，原因正在于未能达到上海市普通幼儿园的建设标准，没有取得行政许可，收费、消防、食品卫生问题没有报备，好事最终没能办好。

“带娃上班”要做到皆大欢喜，不能只是有条件的企业“一头热”。“带娃上班”往小处看是企业家庭问题，往大处说是社会民生问题，是由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教育资源的优化、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交织而成的，须多方合力解决。政府尽快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可行的导向政策、建设标准、优惠措施，专业托育机构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享受福利的员工为企业出谋划策、分担风险，企业做好各方沟通、资源对接的工作，才有可能实现“带娃上班”正面效应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