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同、存大异”正是“和谐辩证法”精神的重要体现

“求同存异”是个惯用的成语。常用的说法，有“求大同、存小异”，还有“增同消异”、“聚同化异”、“同而无异”等提法。似乎“同”是褒义的，而“异”是贬义的，比如“异类”、“异端”及“异己分子”等。

习近平主席在香港“七一”回归庆典讲话中，首次提出“求大同、存大异”，令人耳目一新。这不仅是对“求同存异”一个新诠释，也是一个理论创新。

“求大同”，就是争取大同、努力大同、达到大同，以形成共识，求得统一性。“存大异”，就是承认大异、包容大异、驾驭大异，以保护多样性。这里“同”与“异”已无大小、正反、主次之分，皆一样为“大”为“正”。差别仅在“求”与“存”上，“求”是主观上的积极争取，“存”是对客观现实的承认和驾驭。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

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也即“和而不同”思想，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融合，就创新出一个“和谐辩证法”。它同“斗争辩证法”，构成了一对新范畴。“和谐辩证法”这个新概念，已在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当作一个新条目而加了进去：“主张在社会矛盾处于量变阶段，充分利用矛盾诸方面之间存在的同一性，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倡导和而不同，达到合作、互利、共赢，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

“和谐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创新，也是中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而“求大同、存大异”，正是“和谐辩证法”精神的重要体现。

秉承我国传统和合理念的“和谐辩证法”，同样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我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主张：“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这就是说，若无两个对立面，就无一个统一体；若无一个统一体，两个对立面的斗争也就停息了。他还说：“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就是说，凡事物皆有对立的两方面，对立的双方必定相反地矛盾着；双方的相反必定引起斗争，而斗争结果必然以和来解决。这同西方“斗争辩证法”是基本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句“仇必和而解”，西方则主张仇必斗到底。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坚持“和谐辩证法”的“和而解”，而不赞成“斗争辩证法”的“斗到底”。“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唯有和衷共济，才能共同繁荣。

我们不仅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体现“求大同、存大异”，在推行“一带一路”、处理国际关系时，也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大异”。在国家基本利益上存在的“大异”，必须正视。可以搁置分歧、包容分歧、管控分歧，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基本利益，来消减“大异”成“小异”。“存大异”可以让那些争端，留存给我们后代去设法解决。

习近平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我国各项事业的进步，皆要依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求大同、存大异”，正是推动各项创新的前提。

各种艺术包括建筑艺术，皆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求大同”。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对美学的探求上，应当保护各种流派的自由发展和不断创新。否则千戏一面、千城一面、低俗化，艺术就难以发展繁荣。这里就需要鼓励“存大异”，各种艺术才能不断标新立异，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哲学与社会科学，都必须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分辨是非；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求大同”。但也要坚持“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否则学术就不能创新，难以繁荣。

至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更要求“存大异”。一切科技创新都是“标新立异”，如果在科技创新上，搞“党同伐异”，那就是“学阀”作风，必然会扼制科技创新。

在国家社会治理上也要“求大同、存大异”。

笔者于1999年曾发表《一致性与多样性———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新观念》一文，提出我们处理各种宗教信仰与无神论的关系，也必须“求大同、存大异”，而不能是“求大同、存小异”。“求大同”就是宗教徒与无神论者，都应遵守法律，维护国家统一，提高道德水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条价值观中，为什么只有“民主”而没有“科学”？这两条可算“五四”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两个口号。这就因为要“存大异”，宗教徒可以不相信科学。这是无神论与宗教信仰间的“大异”之一。

民主党派同中共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若不坚持“求大同、存大异”的原则，而是“求大同、存小异”，以致进一步“增同消异”，渐为“同而无异”。那还有什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呢？因此，防止民主党派对中共的“趋同化”，保持民主党派原有特色，就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大异”。

（作者系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