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加林,1961年生,杭州人,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教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获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年轻时就开始留的一须髯,再配上一头长发,貌似北人粗犷、实不乏南方之清秀,在人多热闹的场合并不多语的他,遇到感兴趣的话题常能侃侃而谈,让人忽然醒悟到,在他画家身份之外所叠加的教师身份和经历。何加林,微信名“樵甫”, “应把自己当做樵者,因名字里林木多,适时伐木,使木为才”,他如是说,亦如是行。

何加林曾是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2011年,何加林与其他53名文艺界优秀人士一同被授予“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美丽的杭州给予他的,除了求学的环境,还有历史和文化的浸润,以及如日中天的事业前景。

然而就在这一年,何加林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杭州北上,从中国美术学院来到中国国家画院,虽然仍然在美术的专业圈里,却是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转向。来京之前,月真禅师曾对他说:“你要为了官、为了名就不要去北京。”在思考了半年后,他回答:“我只为了自在。”临行之前,何加林赋诗一首:“久住西湖五十秋,半生忐忑荡扁舟。今朝转步京城去,从此逍遥天下游。”正如他的斋号“雁庐”:“幼时在北方出生,十多岁迁居南方,现在又回到北方,虽然像大雁一样居无定所,但天地之大哪里都能为家。而我要做的是追求一颗更具诚意、更加自由的艺术之心。”

不回避自己的软肋与短处

细心的人会发现,到北京后的何加林绘画风格悄然发生新的变化。这不仅仅是环境的改变使然,何加林坦言更多是京城的工作和生活所给予他视野和格局上的改变。何加林早期作品大多描绘自己儿时生活过的大西北,如《汉中古道行》《华岳山魂》《华岳参天》等。1990年代,他开始尝试青绿山水画法,并将都市题材、构成元素融入画面,创作出《都市风系列》《正是云起时》等作品,取得一定成绩。他人生首个作品展就是以青绿山水为主。后又回归宋元笔墨,开始水墨探索,这也让他1993年创作的《秋气嶙峋》获得首届中国山水画大展金奖。之后,何加林常带学生下乡写生,过程中不断摒弃已有的笔墨习性,从现场所见所闻中提炼笔法,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亦繁亦简的笔墨图式,他的《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是以最简的大写意创作的,因此荣获了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

学画的艺术道路是人向往文化、印证于古人的一种方式,在何加林看来,并不在于有多高超的笔墨技巧,而是如何在作品中呈现自己的思想与某一阶段的追求。所以他的画作从来没有固守一种风格,他认为,为了风格而去追求风格是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缺乏想象和思考的表现。于是,在20多年前,他便在教学和教学之余,系统地到大自然中去写生,以写生带动创作,不仅从写生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园林山水风格,还影响了同行并带动了一股写生热潮。在写生的过程中,他喜欢用体验的方式去感受大自然与笔墨的关系,努力忘掉经验,在一草一木中寻找自己对生命的解读,写生的笔墨语言也绝不重复,这个过程快乐而真实。

然而,当他用纯水墨的风格画到一定高度之后,他发现了自己在设色方面的软肋,并开始做相关的实践和探索。对一个成名艺术家来说,在作品被大家熟知和认可的情况下作出改变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这不仅要面对技法上的难度,还要真实面对大家对新作品的一些负面评价。现在看来,何加林庆幸自己的坚持,他说:“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益处。除了让我的水墨表现力增加了新的内容,也让我对中国画色彩本身有了新认识。而我们艺术作品呈现出来的阶段,其实就是你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体现,对艺术的思考也能反映出对人生的思考,这种理性而冒险的思考方式,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和挑战性。” 这部分被他视为自己的“自我槛陷”,即一个已经成名的人要想超越自我,他在原地上的轻轻一跃,远不如退后两步再向前跨越更为坚定和有力。

从普通工人到专业画家

谈到走上绘画之路,对于何加林来说,更多的是一份内心的热爱使然,而这种爱是深入骨髓的。你绝想象不到,他曾经是一名电厂的工人,高中毕业前没有参加过任何美术培训,两次报考中国美院,第二次才被录取……

何加林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他的少年时代随父母生活在陕西。他尤其记得自己与艺术的最初结缘始自音乐。他所在的小城里有个文具商店,里边有卖小乐器的,口琴发出的声音令他十分着迷。年少的向往促使他偷偷积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到了平生第一件乐器。口琴好听不易吹,但因为喜欢,他硬是通过自己的不断练习就在一个月内达到能用口琴吹奏出随意哼唱的歌曲。这也让他明白,只要喜欢和坚持,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同样获得的,是后来的笛子、足球,甚至是后来的艺术道路。

虽然幼时对艺术的向往和喜爱并不是今后从事艺术工作的必然,但他认为日后在艺术上的感悟很大程度上发端于此。就比如绘画,中学时,伯父就在中国美院担任雕塑系老师,那里名家遍布,虽然内心十分渴望,却因腼腆胆小而不敢主动去请教,从而错失了很多机会。毕业后,曾干过几年的搬运工,日薪“八角头”——八毛钱,还曾经在又脏又臭的小猪卖场工作时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内容是一个小年轻在街道礼堂成功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就已“自学成才”了。可见,何加林当时的梦想是多么的卑微。后来,他有幸进入工厂当了一名电工,对他来说已经挺知足了,而当出了一次电工事故之后,却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未来。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西湖美术学校招收业余学员的广告,便报名参加,一年的努力让毫无绘画基础的他做到了成绩名列前茅。抱着这样的热情他又开始报考浙江美术学院,在经历了第一年落选的打击后,他毫不气馁,第二年再次报考,最终成为当年浙江美院国画系山水专业招收的四名学生之一。

考入美院对何加林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这意味着能够真正开始系统地学习画画,而本科四年他几乎无日不在临摹室,与此同时还系统临习书法。“如果说四年的本科学习对我来说受用最大的是明白如何用审美角度观察,那么研究生期间童中焘先生对我的影响是让我学会怎样用思辨的方式去观察和思考。”何加林说。而这奠定了他后来获得中国美院首批实践类博士生论文高分的基础。

追求艺术要兼具士人情怀

也许是从导师那里获得了受用终生的精神财富,无论是留校任教还是在画院任职,何加林身上始终有一份“师者”职责。作为教师的他始终认为,绘画应“成教化助人伦” ,而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他分享道:“我们现在怎么样用行动去做到这一点,怎么去教化人,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升华?这需要我们用良心去教学,不管你是从事哪一门类的教育,都要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联系起来,而不是只教技术。中国画看上去是一个技术活,但是其背后必须有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何加林深深感悟于多年之前马一浮先生的一句话:读书,不过是为了转化你的气质。他感言:“于我而言,绘画也是为了转化自己的气质……”

曾经在杭州任市政协委员期间,他积极建议为杭州西湖戴上一串美丽的文化项链,“多一些供诗人聚会和朗诵的小沙龙,供音乐爱好者聆听和学习的小音乐厅,让作家文人聚会并演讲的小礼堂……”在西湖之畔还有一个以他斋号命名的雁庐艺术馆,它是非营利机构,除了公益展览外兼做面向公众的绘画培训。他认为,不要总是在我们需要文化理想的时候,只谈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背后潜在的社会功能;不要总是在我们需要文化建设的时候,让那些本可以付诸文化项目的空间,被更大的经济利益所置换。

如今的何加林担任着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主任一职,从美术教学岗位到全画院创作研究的行政管理工作,其中的工作量和辛苦程度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也令其失去很多自己画画的时间。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何加林坦言:“刚开始并不能一下进入状态,但自己除了是画家,更是一个美术工作者。创研部是画院的中心部门,很多时候画院的运转需要它来支撑,而为画院所做的服务工作与自己出作品是同等重要的,因为这能给画院其他画家带来很多便利。作为一个画家不仅要有文人情怀,还要有士人情怀,要对社会有担当、有责任。”

何加林推崇“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想人格。在他看来,君子不应过多地苛责外在世界,而该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