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生,上海人,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独子,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党组书记。先后获美国加州门罗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鲁夫博鲁大学等校荣誉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德意志联邦功勋十字勋章,英国物理学会特许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

一早,京城狂风大作。

与陈佳洱院士相约9点,在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二楼见面。

二楼是两排办公室,其中一间门口贴着一行小字:陈佳洱院士。敲门无人应,等了几分钟,看到一位瘦削的白发老者慢步拾级而上。他见了我就握手微笑道:“抱歉啊,来得晚了。”

此时,距9点还有五分钟。陈佳洱掏钥匙开门,说:“其实我早就出来了,刚要走出小区,一阵大风把我帽子刮走了,我去找帽子了。结果找到却拿不到,被刮到汽车底盘下面了。”

我说:“您自己走过来的?没车送?”陈佳洱边为我泡茶,边说:“我就住在蓝旗营那边,走过来不到20分钟,不用车送。”

他的办公室陈设非常简单,一桌一椅一沙发,开水还是自己到走廊上打的。作为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长,83岁的陈佳洱依然保持着中国老派知识人的脾性:儒雅、谦虚、和善。

陈佳洱是加速器物理的权威学者。加速器是使带电粒子增加速度的装置,应用于原子核实验、放射性医学等领域。

说起他的堂弟港澳专家陈佐洱、指挥家陈佐湟,以及他三位在科研领域颇有建树的儿子。我说,你们陈家几代人都很优秀。他说:“优秀谈不上,反正都比较老实。”

“中国安徒生”的独子:“父亲很和蔼,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打骂过我”

高渊:你是家中独子?

陈佳洱:我是1934年10月1日,在上海广慈医院出生,没有兄弟姐妹。

高渊:在那个时代,独子并不多见吧?

陈佳洱:那是因为战争关系。我3岁多的时候,“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当时我父亲陈伯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了避免日本特工的抓捕,就去了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教科书,出版《小朋友》杂志,我和母亲生活在上海。

高渊:陈伯吹先生被称为“中国的安徒生”,他是怎么教育你的?

陈佳洱:父亲很和蔼,是一位慈父,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倒是母亲曾打过我,但也屈指可数。母亲是钢琴教师,他们对我的教育总体还是宽松的。我从小生活、学习都比较自在,而且父亲很有耐心,对我的教育一直是谆谆教诲的引导式。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电的故事,表演摩擦生电的实验。上中学时,带我去看《发明大王爱迪生》《居里夫人》等电影。特别是看了《居里夫人》后,他教育我要像居里夫人一样,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