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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从三口之家到一家四口

2017年09月12日 15:41 | 作者:修菁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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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

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歌曲《国家》,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家国情怀。

从2013年,国家人口政策中明确放开“单独二孩”,到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二孩”,多子乐不仅上升到国家的人口发展战略,也回归为中国家庭的自主选择。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数百万新生命踩在命运的节点上,打破独生子女家庭的秩序,开启了四口之家的历史序幕。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字,2014年以来,伴随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出生率连年增加,尤其是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出生率较2015年增长了11.5%,为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这其中二孩家庭无疑贡献很大。

与此同时,全国妇联等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生育潜力远没有极大化释放,经济压力、事业发展等现实问题,成了想要二孩的家庭必须衡量与面对的问题,为数众多的家庭还在“生与不生”的问题上纠结着。

逐渐完善的计划生育政策,凝结着本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心血。未来如何制定相应的配套机制鼓励保障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更是本届政协委员放不下的牵挂。

带着委员的牵挂,我们走进普通家庭,走近专家学者,一起关注生养二孩,在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现实难题?如何充分释放这一政策潜力?

无可替代的欢乐

“弟弟出生后,哥哥好像忽然长大了。有一次,家里人开玩笑说要把弟弟抱走,哥哥马上抱起弟弟从客厅跑到卧室去藏起来。”王芳说起家里两个孩子的故事,话匣子就收不住了,心底的喜悦外人很容易能感受得到。

38岁的王芳,大学毕业后落户北京,和先生一起经过几年的奋斗后,有房有车,算是衣食无忧。结婚两年后,夫妻俩要了第一个孩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后,一个强烈的冲动在她心里萌生:不管男孩女孩,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王芳从小的孤单感就特别强烈,“你知道吗,小时候爸爸妈妈将经常加班,就我一人在家。一听到楼梯上有声响,我就会跑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心里扑通扑通地跳。”

“有个哥哥或姐姐多好!”看着两个儿子互动的瞬间,王芳好几次都在想,自己的童年要能这样,该多好!

“你真勇敢!多养个孩子,多费精力,多费银子!我想都不敢想。”听到王芳又生了一个孩子,周围的姐妹都非常羡慕,却又发出了感慨。

“我觉得她们还是想多了。真有了第二个孩子,你就会发现,和他带给家庭的快乐相比,物质和精神上的辛苦,都不值一提!”在王芳心中,两个孩子带给她的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我们准备要二孩前,也算过经济账。当时算出一个数,把我和老公都吓了一跳。”王芳笑言。但是第二天清晨,王芳迎着朝阳走在上班的路上,发现心底再生个孩子的念头依然强烈。

和王芳一样,和丈夫取得共识后,一家民企的项目负责人刘巍决定再生个孩子。今年年初,家里迎来了第二个宝宝。

从小在哥哥呵护下长大的刘巍也相信,在兄弟姐妹陪伴下长大的孩子,会更懂得如何与群体相处,遇到问题也更容易去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像独生子女那样,总是有依赖心。

“当然每天一睁开眼,脑子里蹦出来的数字还是挺吓人的:每个月房贷1.8万元,四口家庭日常消费1.5万。我们夫妻俩每月收入不过4万元,已经是逼近负资产的状态了。”

快乐着、忧虑着、还不忘做二孩时代的宣传员,王芳、刘巍们,是当下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部分二孩适龄生育家庭的群像。

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计数字,自2013年国家出台单独家庭可生育二孩政策以来,2014、2015年二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占比始终保持在30%左右。到了2016年,二孩占新生人口比重超过了45%,比上一年又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

“推出全面二孩政策,从国家层面,是出于对改善人口结构,特别是缓解人口老龄化以及未来更长远时间的劳动力结构做出的重大决策,而对于家庭和孩子个体成长来讲,都是有正向积极影响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碰到身边的年轻人,总会给他们来一条“妈妈般”的叮咛:“趁年轻,能要就再要一个吧!”刘焱说,这条建议不仅是自己作为学前教育研究者,从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给出的专业建议,还是自己生活的切身感触。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上海市总工会在全市倡议发起职工亲子工作室,一种由企事业单位利用福利费用补贴开办的针对本单位职工的亲子工作室,这一让上海的宝爸宝妈们欢呼雀跃的举措,刘焱也很兴奋,“应该点赞!政府可以多想一些这样的办法,帮助年轻父母度过孩子0-3岁这一养育的难关,这样更多的家庭就敢迈出这一步了!”

“生”还是“升”?

“现在接到朋友的咨询,问我到底要不要生二孩,我总会反问她,你为什么想要这个孩子?”

徐徐,两个孩子的妈妈,家庭心理治疗师,世界500强公司原培训经理。

“我觉得生孩子,其实更多是女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更想引导女性想清楚,你为什么要生孩子。”

徐徐说,自己的生养观,也并不是从开始就这样。“在生老大后的前两年,我也会和现在来找我咨询的姐妹一样,焦虑不安,抱怨不止。”她说。

但是,经过了专业家庭心理治疗师的学习后,徐徐发现,女性在做母亲前,特别需要做好一项功课,即“我为什么要做母亲?”

“不是为别人,首先是你想做。如果是别人想,你不想,那么,请先别做。你想做了,那么付出的必要的辛苦,你会觉得心甘情愿,也会懂得人生的某一阶段,就应该学会放下,去完成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徐徐说。

徐徐告诉记者,从她个人的经历和对咨询案例的观察,她感觉很多女性在生育二孩后,会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

因为生育暂时回归家庭,之后如何能够顺利回到职场———多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关于这一女性权益保护问题的关注和呼吁从未停止。

“据我调查,现在很多女性担心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自己的职场生涯会受影响。另一方面,现在很多用人单位也确实担心,二孩政策放开后,适龄生育女性员工会因为生育二孩问题而不能全力投入工作。”

在孟晓驷看来,作为女性,养育二孩和实现个体价值,并不是一对矛盾体,完全可以找到让两者相交并且和谐共舞的方案。

“比如国家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借鉴北欧等国家的模式,让更多的女性有选择半天工作制或者弹性工作制的可能,抑或是否可以考虑适当延长母亲的产假时间,并支持有条件的家庭选择一方家长在家照顾儿童,并采取相应的举措推动回家照料者的家务劳动获得社会的承认。”孟晓驷建议。

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崔郁看来,当下令很多中国家庭纠结要不要“二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家庭经济压力。

“其实如果国家、社会及用人单位能对妇女生育提供更多相应的系列配套措施,充分考虑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需求,全面二孩政策是可以释放更大的生育潜力的,因为以我的了解和全国妇联所做的抽样调研,多半女性其实是想要二孩的,只是需要帮助她们扫清回归职场、重新找到社会坐标的危机感。”

在如何释放二孩政策的政策效力方面,不管是工作在妇女权益保护部门的官员孟晓驷、崔郁,还是尝鲜二孩妈妈体验的徐徐,其实她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只要帮助适龄女性平衡处理好生育与就业的关系,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潜力就能够更多地释放出来。

生养,本不应沉重

“已经找了两个星期了,价格便宜的公办幼儿园没有托班,民办幼儿园有托班的也极少,而且即使有,高价的收费也让我们一家人觉得很吃力。”

接受记者采访时,奚小帆一家正在为家里老二的入托发愁。一直在北京帮小帆照看孩子的婆婆,因为家里老人生病,要赶回老家照顾自己的父母。

小帆的婆婆看到他们为孙子找幼儿园的辛苦,很是感慨:“我们那会儿就是把孩子送到厂里办的幼儿园,根本不用愁孩子没人看问题。现在,幼儿园都这么难找,收费又这么贵,孩子也真是不好多要啊!”

目前,中国的很多70、80后,都正经历着和小薇一样的托儿难、找帮手难。对此,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专业研究研究者王桂新认为,既然国家将人口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调整为鼓励生育,那么就要在政策层面推出相应的鼓励机制和具体举措。

“比如计划生育政策涉及落户、入学以及就医、购房、参保、评优等方面,针对二孩新政,有关部门是否已经做了相应的投入、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制度设计。”王桂新指出,其实在孩子与老人、个人与政策之间,是一场关于收支平衡的博弈。目前看,在二孩新政具体落地方面,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利好措施能帮助普通家庭摊薄高昂的育儿成本,所以国内外的几乎所有调查结果都显示,目前中国实际生育二孩数要明显低于预期。

如何让更多的中国适龄家庭放松无忧地生养二孩?目前的中国国情下,能找到解决之策吗?这也是十二届政协这五年来,委员们关注的事。

“目前很多家庭由于经济压力大,无法养育二孩,所以我建议给予生育二孩的家庭进行补贴,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十二届政协以来连年提交“全面放开二胎”的提案,让他欣慰的是,2015年,他的提案得到了国家决策层面的采纳。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中,全面二孩政策正式推出。

“生孩子养孩子,本应是件从容的事,至少不能让人想想就难。”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刘大钧又提交了有关切实保障二孩政策落地的细化提案。

“是否可以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采取幼儿教育托管由国家兜底,提供更多安全、普惠、负担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务?”

“是否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发展社区内家庭互助式托儿所,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就近、方便、负担得起的托幼服务,以解双职工育龄夫妇生孩子无人照料的燃眉之急?”

……

这些有关从国家福利政策角度鼓励二孩生育的呼声,不仅来自民间,也来自多位政协委员的调研所得。

孟晓驷委员连续三年在全国政协全会上呼吁国家相关方面支持二孩生养的配套保障。她所在的全国妇联于2016年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调查范围涵盖北京、辽宁等10个省(区、市)的家有0到15岁的一孩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有20.5%的受调适龄生育家庭表示出明确的要生二孩意愿,还有53.3%的家庭表示不想生育二孩,以及26.2%的受调家庭表示不确定要不要生育二孩,调查结果同时显示,有半数以上的受调女性表示并非自己“不想生”,而是“不敢生”和“生不起”。

“既然推行二孩政策已经上升到国家人口战略层面,为什么国家不能给予相应的福利政策支持,比如给予二孩家庭相应的免费服务经费、奖励扶助经费等,让二孩家庭有获得感,愿意、有积极性的去生育呢?”?

生养二孩,在当下中国,确已不仅仅是家庭个体的一种内部决定,而是国家层面,各级政府、全社会都应该合力支持的事。

“是否可以在小孩一定年龄的养育阶段,把个人所得税征收予以减免来减轻养育孩子家庭的负担?或者在征收个税中考虑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以覆盖二孩家庭的一些养育支出?”

“是否可以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以构建有利于生育的友好的社会环境?”

委员的建言,也是适龄生育家庭的期许。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近两年以来,无论是从政策的衔接、家庭的准备到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等各个方面,是时候坚持问题导向,去总结、反思,以让这项政策更好地发挥应有效果。毕竟如果生育问题,上升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那么如何激励生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能等待和错过的。

(有关《牵挂———这五年·我们关注的那些地方》的视频报道,请登录人民政协网观看)

记者观察:

甜蜜的烦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孩子、孕育生命这事儿,于中国家庭,是一道单选题。无论情愿与否,这道选择题只能有唯一的答案。但随着2015年国家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道单选题一下变成了多选题。

爸爸妈妈大手牵小手、一手牵一个,四口时代的宣传画洋溢出令人向往的幸福,但生二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面对“为什么选择要二孩”这一问题时,答案就如当下中国大地上百姓的生活一样多元;但“不要”的理由大致相近,经济压力、事业发展等现实问题,成了想要二孩的家庭必须衡量与面对的问题,

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哪儿养得起啊!”

养孩子,确实是一件花钱的事儿。而培育一个生命,更要花出父母一辈子的精力。一个家庭要不要二孩,当然要算清楚“经济账”。

就如人口专家王桂新、全国政协委员孟晓驷、崔郁的观点:生二孩,其实是一个家庭在孩子与孩子、孩子与父母、孩子与老人、家庭与社会、个人与政策等之间,一场关于收支平衡的博弈。如果在国家层面能给出一些具体的利好政策,帮助普通家庭摊薄高昂的育儿成本,那么二孩政策的效果将更大化显现。

但人生逼到极致,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潜力。受访者徐徐讲述自己生二孩前后的转变,除了第二个孩子这个上天赐予的最宝贵的礼物外,她又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实在是一份意外的收获。

重新梳理家庭计划、家庭成员在养育孩子中的具体担当,于一个家庭的稳定感和幸福感,不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吗?一个女性,通过沉浸职场———回归家庭——再到在陪伴孩子成长中寻找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好,勇敢地去追求,不也是一种促成积极人生过活的方式?

每次国家的新政推出,必然关系千千万万的小家。就如歌曲《国家》所唱的: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做出选择的二孩家庭率先在幸福与忐忑中摸索前行,面对经济、事业发展等现实压力,他们自我乐见的幸福与快乐,对那些在生与不生中依然徘徊的适龄父母,定是一种充满阳光的示范。

编辑:周佳佳

关键词:欢乐颂 三口之家 一家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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