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的国家。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7%；预计到2053年，这一群体数将达到峰值，达4.87亿，其中1.08亿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也就是说，再过30多年，中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是60岁的老人，每13个人中，就有一位高龄老人。

养老问题，的确已成为关乎国家稳定的民生问题。如何让所有中国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这五年来，十二届全国政协多次组织专题调研、双周协商会等议政性活动，就如何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探路把脉。

我们回访的第五站，就放在首都北京，以这个典型的老龄化城市为观察点，走进各式养老机构、访问几类家庭的养老方式。我们试图探寻：老了，我们能有所养吗？病了，能得到便捷诊治吗？日常生活，能得到辅助帮扶吗？想说说话，有人听吗？养老，在当下中国还有哪些困境？委员们多年关注呼吁的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有哪些难点、冰点。

“如果更多社区能像高校或者部队干休所式的，将是中国居家养老模式最理想的样态”

“我周围还没有一个朋友去养老院的，我自己家里的老人，也不太能接受去养老院养老。”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航总局原工会主席苏玲最近特别忙，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刚从医院回来。苏玲90岁的公公上个月发现癌症转移，上周刚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最近一个月全家上下都在围着老人忙。

“没办法，这就是中国养老的现实，还是得靠子女！”

2016年，苏玲参加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有关努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题调研,在了解到北京、天津等地政府把居家养老作为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主要供给方式，未来通过政府推出的系列支持举措，90%的老人将实现居家养老后，苏玲很欣喜，“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举措。”

在天津调研时，南开区一个街道日间照料中心给苏玲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这个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街道所辖社区的所有老人，在家里只要对着电视上按相应的键———点餐、看病、买东西，就会有服务人员在15分钟内将相应的服务送到老人家里。

在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养老驿站，记者也看到了这种将点餐、看病、买东西通过网络构建到一个自助平台的“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

住在华威里街区的李奶奶，老伴儿因脑出血瘫痪在床多年，养老驿站没有建成前，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全靠女儿用网络订餐，“女儿也动员我们去养老院，但总觉得心里别扭，有儿女，为什么要去那里？可自己在家做饭、买菜，还得照顾老伴，确实挺麻烦的。”李奶奶说。

之前不会用手机的李奶奶，在驿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学会了用社区驿站给配的特制电话——远程实时医疗服务平台“叮咚健康”。现在老伴和自己有什么不舒服，李奶奶只要按电话上的求医呼叫按钮，就可以在家中接受到“一对一”的专属家庭健康管理，包括远程查房、用药指导、健康咨询等多种服务项目。

这种“互联网+医疗+居家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张世平多年的期许。

2015年、2016年，张世平先后随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专题调研组赴重庆、辽宁、浙江、天津、北京等地调研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庆、天津等地探索构建的基于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日常用餐、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等为一个综合服务体的“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让她眼前一亮。回到北京，她还专门找到母亲居住的街道社区，咨询这个社区何时可以建起养老服务驿站，母亲何时能享受到这种居家养老的便利。基于调研中的思考，去年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张世平都递交了有关《大力发展以居家和社区为重点的养老服务》的提案。

今年7月21日，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所作的《关于“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业”情况及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中透露，北京市将建设200个社区养老驿站纳入2017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截至目前，北京市规划的350个驿站已建成运营259个。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市今年年底就将出台全面支持保障养老驿站的相关政策，政策会在房租补贴、专项服务补贴、水电气热民用费用等方面支持驿站发展，目前该政策正在征求多个部门的意见。

制定相关的扶持驿站专业运营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驿站规范管理、专业运营、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不仅是委员们的期许，也已成为政府管理者们日夜所思的问题。

北京市副市长王宁曾坦言，自《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在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业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需要出台相关扶持支持政策解决目前的政策限制，比如政府对专业运营的认识需要深化，政府包办养老服务的惯性思维仍然存在，在对待服务商运营公有设施能否盈利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在扶持服务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思路不清、办法不多等问题。据悉，北京市将通过公开竞争筛选方式，建立居养老服务专业运营机构库，赋予其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运营公有设施等资格，在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方面，北京市也已委托专业机构研究编制了通则、助餐、助医、助洁、助浴、助急、康复等7项居家养老服务规范，获地方标准立项，预计2018年发布实施。

在苏玲看来，如果政府建的社区服务驿站，能像高校或者部队干休所式的社区，那将是中国居家养老模式最理想的样态。“人老了，一个是日常生活起居，还有一个是看病，能解决好这两点，就是精准解决了居家养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有尊严有品质的暮年，钱从哪来？

“我想不明白身边50多岁的同事，手里才十几万积蓄，日常生活还很奢侈，老了怎么办？”

2016年末的一天，祝小顺跟朋友去了一趟位于北京昌平区的泰康之家·燕园，这是一家由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投资建设的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高品质医养社区。

“那里的老人都是笑盈盈的，能看出他们在那生活得很舒心。”

预防医学专业出身的祝小顺因为工作原因，此前去过很多家公立养老机构做志愿服务，“感觉之前那些养老院的老人脸上都紧绷绷的”。而走进泰康之家·燕园，祝小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之后，她还兴冲冲地又带父母去了一趟。

“开始他们挺不乐意，不能接受我把他们送到养老院里。但是去看了之后，他们也喜欢上了那里。”

在祝小顺看来，有能力把父母送到高端养老机构，也是孝顺老人的方式之一。“小时候他们想方设法把我们送到最好的幼儿园、学校，为的是让我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老了，我们也应该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到好的养老院，让他们享受最好的养老服务。”她说。

人人都想要有尊严、有品质的暮年生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钱从哪儿来？

从泰康燕园参观回来后这大半年，祝小顺的生活消费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之前动辄就会花上万块买个包，现在几百元的包我也能背。”祝小顺笑言。

同时，祝小顺也坦陈，去年父亲的一场急病，让她切身感受到养老这件事必须得未雨绸缪，“有钱，是能救命的！要早做计划”。尽管祝小顺的父母都享受着国务院政府津贴和公费医疗，可是父亲去年因为糖尿病并发的肾衰，还是让家里花了10多万的自付医疗费。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心里会很有压力。”1971年出生的祝小顺向记者晒了晒自家的财务账单：她给全家四口都买了一份大病商业保险，每人一年要1万多块；为自己购买的一份分红型养老保险，一年2万元；购买的泰康燕园每年预存20万、连续10年的入住权；大女儿、小儿子上高中和上幼儿园一年5万多元的教育开销，以及一家四口平均每月1万元的必要生活开支。

在全国政协委员苏玲看来，祝小顺在养老这事儿上，已算未雨绸缪。“要想老年养老生活有品质，去商业养老机构肯定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要有资金的保证和支持。”

苏玲曾去参观过位于北京东三环边的恭和苑养老机构，一家类似泰康燕园的高端民营养老机构。

“很心动啊！可是这毕竟是‘小而奢’的养老方式，中国有多少老人能承担得起每月1万元的基本入住费用呢？如果需要护理的话，费用还要更高。”苏玲说，只要有机会，她就要为老年群体的养老金支持保障问题发发声。“尽管国家连续几年一直在为企事业退休人员上涨退休金，可是人均3000元的工资基数，真地挺为他们愁的。”

“你可以去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家政服务的中介机构看看，真的是卖房市场，分类那个细啊，基本服务就要4000元起步，中间还会不断涨价。”为了照顾自家的老人，苏玲也在用保姆，三年间，费用从2800元涨到3000元再到4000元，“没办法，只能任由保姆涨价，因为你不给她涨，她就要走。可是老人喜欢熟面孔，更在意情谊。”

在这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世平也一直在呼吁国家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养老服务支付能力问题。为此，张世平还做了调研，力求在向国家建言献策时，有理有据。

“虽然我国现在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但总体水平偏低，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0%~50%，城镇退休职工平均养老金2200多元，只能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根本不能抵御老年风险。50%的农村老人养老金低于60元，难以依靠养老金维持生活，还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目前还有40%的老人依靠家庭供养，22.9%的老人处于贫困状态。”

在张世平看来，目前我国广覆盖、低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只能满足老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随着养老抚养比攀升和医药费用上涨，增加收入、扩大覆盖、缩小差距的任务十分艰巨。

得知北京市将研究制定针对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高龄老人照护服务补贴制度，为失能、高龄、失独等特殊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支持，张世平露出一丝欣慰，又很期许政府能公布此项制度落地的具体时间表。

“心理抚慰，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后的人文关注和福利”

“外婆是为接电话摔死的。”

讲起外婆生命最后十年的故事，王菲流下了眼泪。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深深的怀念中，她才慢慢读懂生命最后十年的外婆。

“家里的电话只要一响，外婆就会趔趄着跑去接。好像等了很久似的。”外婆过世后，王菲从保姆口中了解了一些外婆的生活细节后才发现，外婆过得太寂寞了。

王菲兄妹四人，只有她在国内生活，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几年前都相继定居国外，父母亲也跟着大姐去了国外长居。因为她大学毕业后就从湖南来京工作成家，远在湖南老家的外婆只能靠保姆照料。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能理解，有保姆，有别墅，不是挺好的吗？”王菲说，外婆特别不让他们省心，每两天就和保姆大吵一顿，打电话总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但是我们回去看她，一切又都好好的。”直到一天单位一位大姐的一句话，让王菲顿悟———“人老了，强和弱，一步之遥”。

全国政协委员苏玲很多次看着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婆婆，都想流泪：“那么一个懂礼、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全国政协委员张世平也是在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后，对“老小孩和老人心理”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妈妈现在特别爱买衣服，其实她根本不需要这些衣服。但是你不给她买，她会像小孩儿一样，坐在地上打滚儿，闹情绪。”

但陪伴母亲的这两年，张世平慢慢能体会母亲内心的情感，“她闹情绪，其实是希望被关注、被关爱。”

尽管已经从国家民航总局工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了，但因为对老年群体的熟悉，苏玲还在单位做着老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去年单位有一位老同志突发疾病，进了重症监护室，苏玲就在退休老干部微信群里发起对这位老同志的祝福接力。令人欣慰的是，那位老同志现在已经康复了。“你想想，躺在病床上，能收到这么多老熟人关心自己的祝福，心里肯定暖呼呼的。”苏玲说。

这次微信祝福接力也给了苏玲一个启发———用好新媒体，加强单位群体组织的黏合度。“是否可以发挥活力老年群体的作用，比如把一个单位、一个社区的中低龄老人组织起来，定期搞些关爱老同事、老邻居的活动，哪怕就是去家里坐坐。这样一举两得，一来，活力老年群体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二来，也可以帮助政府解决社工力量不足的问题。”苏玲说。

老了，还希望得到关注，这是苏玲做老干部管理工作多年的深切体会，她在十二届政协的几次全会期间都递交了有关助老爱老的提案。在苏玲看来，在关爱老年心理方面，社会组织可以承担的更多。

“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日常生活护理、基本医疗和康复、精神慰藉等。其中对高龄、重症、临终老人的心灵呵护，是诸多养老服务中非常必要但尚缺乏重视的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参加2016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有关提升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题调研时就提出，做好养老服务要重视对老年人的心灵抚慰。在他看来，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改善，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就越强烈。人到老年，尤其是到了高龄、重症、临终阶段，身体和精神都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从我父母身上和调研中，我都深刻感触到，人到老年，会格外渴望得到真诚、专业的心灵呵护服务，借以减轻可能遇到的孤独困扰、疾病折磨和死亡恐惧，能够在欣慰、平静、祥和的状态中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这或许也是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最后的人文关怀和福利。”饶戈平建议，在政府养老服务供给侧中，有必要扭转养老服务中重物质供养、轻精神慰藉的倾向，抓紧抓好老人心灵呵护服务这一环节，填补养老服务产品供应链的不足。

“这不单是老人的殷切期盼，也是国家走向高层次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而且能够提供这种服务。”饶戈平说。

他还建议在养老服务供给中，要鼓励、扶持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中，日常生活护理、医疗和康复等均可以通过一定的商业模式加以解决，而一般市场化手段难以满足临终老人对于心灵呵护的需求。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有宗教信仰的临终老人的心灵呵护往往是通过教堂、寺院和宗教教职人员等宗教途径来实施。而我国临终老人的心灵呵护不可能照搬国外经验，只能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特道路。”

对于养老，如果说及早未雨绸缪，做好储备必要的养老资金和养老地去向的计划和方案，是祝小顺作为普通人个体的养老计划，那么，做强居家社区养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则是张世平、苏玲、饶戈平等众多政协委员们的期许。

“针对家庭赡养，政府是否可以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建立家庭养老津贴和护理补助金制度，解决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户籍限制，探索建立‘照料假’。”

“没有他们，哪有我们？”在张世平委员心中，一些儿童养育福利政策，同样也应该给予走向暮年的老人们。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悠扬的歌声响起，张世平颇为感慨。在她看来，这些老人也曾如我们一般年轻，也曾为社会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理应享受一个有人关爱的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