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抱有天职和强烈使命的人来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事业,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他是在坚定地同疾病的抗争中走的,他是在十分操心《儒藏》编纂的宏业中走的,他是在不懈地思考哲学问题中走的。从他走的情景中,我浮想出了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和他令人敬仰的学术志业精神。

我印记中的汤先生,主要体现在他的温文尔雅上。先生举止文雅,平易近人,慈祥谦和,包容开放。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感受到比较深的地方之一。先生做事很冷静,即使是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他也总是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先生生前担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对于学会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他都十分耐心,尽量采取疏导与调和折中的方法,以和为贵。折中与调和作为政治的艺术很有效,但在人事和人际交往中同样有效。先生曾说:“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平和,优点就是能团结人,即使跟观点不同的人,我都能团结……《易经》里讲‘太和’:太和是什么?是和之至,是和的最高程度。其实我觉得人就应该追求太和,各方面都很和谐。”(汤一介:《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见《汤一介集》第十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79页)

先生的温文尔雅,也体现在他的谦虚和包容上。人的自信和自尊,同他的谦虚和包容是一致的。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大学问家,学问越大,他们就越谦虚。他们深深知道,学问是一个海洋,无穷无尽,学问再大也只是知识海洋中的微小的一部分。先生说,他从来不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很可能有很多是不对的。一个学者如果认为自己讲的都是对的,那他就很难有大的成就。先生在讨论学术问题的许多场合,一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并不是他得出的最终结论,他有时还特意补充说,有不少问题我们很难有最终的结论,甚至没有结论。这听起来也许让人感到沮丧,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和探讨问题,不就是要得出结论,要找出正确的答案吗?从学术的目标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在学术领域中要得出十分确实的结论和答案十分困难,在人文领域中这种情况可能更为常见。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十分近似乃至正确的结论和答案,但究竟是不是还要由学术共同体来验证,因此,在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时,仍然要为不同的可能性留下余地,不要独断和自以为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先生在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作演讲,主题是“寻求文化的普遍价值”。他十分不赞成否定文化中的普遍价值、只讲文化差异性的做法。他辨析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不同。他认为,我们可以不接受文化普遍主义,但不能连不同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也一起否定了,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淖。从文化沟通和对话来寻求文化共识,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普遍价值的途径,从多元现代性中寻求核心价值,先生的演讲一层扣一层,引人入胜。且不说先生探讨问题的高屋建瓴和远见卓识,就是在耄耋之年演讲了一个多小时,也非常辛苦。先生演讲之后,没有休息片刻,就开始回答大家的提问。其中一位年轻人,盛气凌人,既不谦虚也不礼貌,一下子就简单地否定了先生的整个观点和看法,但先生却十分心平气和,仍然包容、耐心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足显先生的包容和宽广心怀。

先生的温文尔雅让我们受教的是他的风度、涵养和胸怀。他的刚健弘毅,则使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人的顽强意志、超常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及责任感。《周易·象传》解释“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记载曾子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两句话都可用来作为先生人生的写照。

先生的刚健弘毅,主要体现在他对学术事业不懈地追求上,体现在他对哲学问题和人类文化的不断沉思上。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汤先生和许多老一辈学者一样,足足有几十年大好的时光差不多都被荒废掉了,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个人的不幸。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先生珍惜新机运,在哲学和文化上多开风气之先,在学术上做了许多研究和探讨。先生的重要著述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在文化传承事业上的工作也是在这时期展开的。

哲学的思考和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专业非常分化的情况下,谈论哲学问题则愈加不易。但汤先生在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的同时,也坚持进行哲学问题的思考,参与和引导东西方文化核心论题的讨论,在不少方面,他都提出了高明的主张和看法。如他对“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对“新轴心时代”的阐发,对重建中国“诠释学”的主张,对文化“普遍价值”的认知,都能让人领略到他的视域、视界的广度和深度。虽然在晚年,越到后来,先生的精力越加不支,但他依然向我们讲他一年的工作计划,讲他打算思考的哲学和文化问题,仿佛疲倦从来就不在他身上发生。他不息地思考和创造,使他不仅成为一位中国哲学的研究家,也成为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但在此,汤先生又显示了他的谦虚和高标准。他始终说他自己不是一位哲学家,只是一个思考哲学问题的人,是一个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一些好心人,总想用一些响亮的、大的称号称赞他,但先生一概拒绝这些称号。

习惯上说,事无巨细。先生做事极其认真,哪怕是细小的事,他考虑到的事情都念念不忘,一定要布置和安排妥当才放心。正因为这样,先生有时晚上休息不好,还想着没有安排好的事情。让我们十分敬仰的是,先生晚年主持《儒藏》编纂工程。这是一项十分巨大和复杂的工作,从策划到组织、从人力到财力、从督促到检查,先生事必躬亲,不厌其烦。先生说这是他的缺点,他对于事情就是放不下,“什么事情都想做得比较好,所以就比较累”。他举出的就是编纂《儒藏》的例子,说:“我大小事情都要过问,总怕出错误,而且常常想到一个最坏的可能,那我就很紧张。因编纂《儒藏》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非常大的工程……有22个学校跟我们合作,由我担任首席专家。这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又是一个最坏的可能,我怎么办?所以我很担心,很累,这影响我的身体。”(汤一介:《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见《汤一介集》第十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正是由于先生惊人的意志和精神,正是他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儒藏》“精华版”卷帙不断问世。我们大概都会有一种感受,身体稍微不舒服,就难以正常工作。如果罹有大病,就更不用说了。但先生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是带着重病工作的。

亚里士多德说:“勇毅和坚忍为繁忙活动所需的品德;智慧为闲暇活动所需的品德。”(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93页)先生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生的刚健、弘毅和坚忍的品德。最后,我想用一副挽联来称道先生的一生:

义不逃责,一志精诚,传述先贤,立言明哲通天人;

事不避难,殚精竭虑,绍承大典,弘儒事业传久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