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多彩的翻译内容

郭沫若不是一名专职的翻译家，翻译活动甚至都不是他的“主项”，这些翻译作品更多的是他在学习、生活之余的创作成果。虽然不是专职所为，但他却做出了惊人的成绩，30部、500多万字的译作是他留给后人丰硕的财产，呈现给世人一幅五彩斑斓翻译画卷。

（1）文学类体裁作品的翻译

文学类体裁作品的翻译是郭沫若翻译的重点，主要有小说类《争斗》、《法网》、《石炭王》、《屠场》、《煤油》、《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日本短篇小说集》等；诗歌类《新俄诗选》、《德国诗选》、《鲁拜集》等；诗剧类《华伦斯坦》和《赫曼与窦绿苔》等，文学类体裁作品占了他译作的1/2还要多的数量，从这个角度也印证了郭沫若以文学家的身份登上“五四”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2）自然科学类体裁作品的翻译

自然科学类体裁翻译作品主要是《生命之科学》，《生命之科学》是郭沫若翻译的所有著作中工程量最为浩大的。1931年3月开始着手翻译，后手稿在商务印书局编译馆中被“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焚毁，1934年又重新翻译并于同年10月陆续出版，至1949年11月才最终完成，前后经历了近19年的时间。这部作品的翻译完成，充分显示出了郭沫若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科学素养，也奠定了他“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成就。

（3）社会理论体裁作品的翻译

“五四”新文化后，国内社会局势不断变化，如何清晰地辨别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成为了学者们最为急迫的任务。因此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成了郭沫若翻译体裁选择的重点。他先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美术考古一世纪》、《隋唐燕乐调研究》等6部社会理论著作。

通过上述的列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郭沫若在翻译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简单成果的罗列只能反映出郭沫若翻译了哪些作品，有多少翻译作品的存世，更关键的问题是通过这些翻译作品，郭沫若以及同时代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的方向性和思想意识的丰富性便呈现出来。郭沫若从事翻译活动绝不仅仅只是个案，和他同时代的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五四”文化先驱无不是有着众多的翻译作品留世，翻译是他们进行新文化活动“共性”，这种翻译的“共性”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杂”和“博”为长，将“中”和“西”相合，追求个人多方面实现的价值。另外经过这些不同类别体裁作品的翻译，也造就了郭沫若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学术眼光和文化素养，从而折射出他们那一代文化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也是郭沫若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断走向新的未知领域开拓创新精神的集中展现。翻译成就了郭沫若“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他领域的成就也同样促使了郭沫若多元探究翻译的内容和路径，这种良好的循环和促进最终造就了郭沫若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意味深远的翻译思想

郭沫若最初引起文坛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他白话自由体诗作，他有关文学翻译方面的种种表述更是搅动了“五四”新文化文坛。郭沫若的翻译成果也绝不仅仅只是500多万字的翻译作品，他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发表了众多有关翻译方面的文章，他每一篇有关翻译的论述一经发表，便引发了“五四”新文坛的骚动和争论。在彼此的论争中，郭沫若逐渐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总体来讲，他的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有关“风韵译”的翻译思想。他认为翻译应该注重翻译作品内在的韵味，不能仅仅只是字面的转译。再者就是他认为翻译应该等同于创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风韵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在翻译中只单纯注重字面意义，而不注意文学内蕴的审美缺陷进行了纠正，对于改变“五四”初始的白话文学创作语言直白化和非文学化的弊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作用可能是大家所熟知，也是显现的。但我觉得除此之外，郭沫若在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上有着重要贡献。翻译活动并不单纯的只是字词的转译，而更主要的是所翻译对象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过程。郭沫若利用翻译活动及翻译标准的讨论，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关新文学创作的论争，从而促使了多方面人员参与其中。这场论战也让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者以新的角度去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状，从而产生新质的思考和创作的思路。更为可贵的是郭沫若早期所形成的翻译思想，并没有因为翻译活动的减少而终止，直到1969年翻译《英诗译稿》的译作时，还在修订“风韵译”的不足和缺憾，改变了“重形式，轻内容”的事实。

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郭沫若翻译思想的现实指导性。郭沫若绝不仅仅只是提出了某种翻译思想就万事大吉了，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思想背后所进行的翻译实践活动。如果说郭沫若最初从事翻译活动还是因为学业的要求、生活的艰辛等方面原因被动而为的话，那么到了“五四”运动开始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后，他便开始了有意识的翻译活动，无论是翻译对象的甄别、翻译语种的选择，还是翻译内容的选取等方面，都有了系统性和计划性，而这些翻译作品也逐渐形成了他翻译思想中所提倡的“重审美、强意蕴、促创作”审美原则，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翻译体系，它成为郭沫若文化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他拓展多方面的创作领域做了理论、学识和知识上的储备，从而也将郭沫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边缘拉入到了中心，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翻译大师。

浸染创作的翻译价值

郭沫若是20世纪一个多方面实践的文化名人，某一方面的缺失都不可能成就他显赫的文化成就，而其中翻译活动对他文学创作、历史研究、戏剧构思等方面的影响和价值虽被认知，但并不全面。我们曾谈到郭沫若白话新诗的创作与他翻译泰戈尔等诗歌的影响，但如何影响的，影响到何种程度，都没有进行详尽的阐释，另外，郭沫若翻译活动与他的历史剧创作有何关联更没有被涉及。那么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和翻译是否具有内在的关联呢？

首先，在创作时间上，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和同类体裁作品的翻译具有同步性。

郭沫若翻译了如《浮士德》、《约翰·沁孤戏曲集》、《华伦斯坦》、《赫曼与窦绿苔》等诗剧类型的作品。特别是对《浮士德》的翻译，这不仅仅只是对这么一部作品的简单的译介，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将诗剧这种创作的形式引入国内读者阅读的视野之中。歌德创作《浮士德》用了64年的时间，是其一生思想意识和艺术探索的结晶，而郭沫若翻译《浮士德》也用了近30年的时间，从1919年始至1947年止，可以说《浮士德》的翻译是他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凝结。这一时间跨度恰好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由初始走向高峰的阶段。郭沫若早期诗剧《棠棣之花》就是在翻译《浮士德》第一部之后很快就完成了，1927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译工作，而这也恰好是郭沫若第一个历史剧创作的高峰时期，《聂嫈》、《三个叛逆的女性》等经典剧目陆续创作完成，而随着30年代流亡日本时期《华伦斯坦》和《赫曼与窦绿苔》等诗剧的陆续翻译完成，郭沫若迎来了他历史剧创作的高潮，以《屈原》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品相继问世。从这个方面来看，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和对西方诗剧的翻译是同步性的。

再次，在艺术手法上，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与其所翻译的诗剧作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不同于《雷雨》等现代话剧注重西方戏剧那种起承转合戏剧结构的建构，并靠戏剧冲突来推进戏剧情节的发展；也不同于老舍《茶馆》等戏剧的创作，利用人物的言论和时间的推移来渲染戏剧的文化内涵。长此以往对于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无论是课堂教学的讲述还是学人的研究，基本都是用“古为今用、借古鉴今、借古讽今”进行简单概括，但这仅仅只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最表层的表征。其实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美学特征，它是以某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创作的主线，辅以真实的历史事件，重点凸显历史人物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表现手法上也都是以诗性的语言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都与其所翻译的《浮士德》等诗剧作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而强烈的情感独白是众多一致性中的典范。诗剧的创作要求既要有诗歌的凝练性和内蕴性，又要有歌剧的音乐性和节奏性，《浮士德》中如“在这时山壑不能阻我的壮游，大海在惊惑的眼前澄着温波。可那太阳终像要沉没而去；而我新的冲动又继续以起，我要赶去吞饮那永恒的光辉，白昼在我前面，黑夜在我后背，青天在我上面，大海在我下边。多么优美的梦哟，可是太阳已经隐退”的情感独白随处可见，因此对于《浮士德》仅仅用通常的阅读方式是无法感受到它的审美内涵，这种诗剧特点是要在舞台上用语言的抒情，来展示它们的重要意义。而具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恰恰以其诗性的翻译语句还原了《浮士德》特殊的艺术的魅力。

郭沫若正如一个投掷“炸弹”的健儿一样，他用自己丰富的翻译成果、睿智的翻译理念，建构了完整的翻译体系，具备了世界的眼光和发展的思路，从而引领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航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