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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改革怎样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来自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声音

2017年09月27日 09:15 | 作者:刘志国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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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网北京9月27日电(记者 刘志国)继去年聚焦世界大格局下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对策之后,今年9月23日举行的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把主题锁定在了改革推动力上。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过好这一关,关键取决于改革,取决于改革能不能不断深化,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开幕伊始就阐明了论坛主题的意义。

议题设置聚焦基本问题

在论坛主题“改革推动力”之下,组委会设置了六个分议题,比上一届的分议题多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是,议题除了就经济新动力、大数据时代的计划于市场、新型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改革、金融风险防控、国企改革与结构调整等经济话题之外,还设置了跨界的议题——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与对策,力图从经济改革的角度为此找到“一把开锁的钥匙”。

“这次论坛设计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课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而过去之所以没有足够的认识、找出有效的对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作出深入研究、对问题的本质掌握的不够,所以提出一些对策往往是表面的就事论事,而不能解决真的问题。”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视频演讲中表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道路是论坛的工作方向。“这句话里面我想强调的是中间的一句话,就是要研究基本问题。企业界的和政治界的一些人士,在推动改革推动发展上是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也有一个很明显的或者说突出的缺点就是,跟着千变万化的形式发展跟的比较紧,对于背后的基本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

吴敬琏说,比如说这次论坛提出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关于民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讨论本身,对大部分人来说,民粹主义浪潮是对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扰动。但问题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只有弄清楚了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采取的对策才是有效的。“把一些基本问题、基本现象,通过交流、讨论、碰撞,大家能够有进一步认识,得到更多成果,那么这个论坛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加快国企改革难在哪?

“在漫长的2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放’与‘收’之间徘徊,未能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魔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说,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性问题几十年得不到解决,不是党和政府不重视,不是政策出得少和文件写得不到位。实践证明,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性改革”。今天很多纠结和争论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缺乏理解,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管企业、如何用政府力量推动做大做强,轻视了企业制度转型的重要性。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在以“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序重点和突破”为题的演讲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应先搞布局调整,后转变企业运行机制。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资本布局要服从国家的全局。要为国有资产改革提供环境,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不要过多的批评他们。

“现在上上下下对国企改革、对混改、对员工持股心存嘀咕,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此重的心理包袱,混改怎么往前推进?”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资委企改局原副局长周放生说,共享制股改可能不失为一个推进混改的抓手。

周放生说,什么是共享制股改,就是对企业来说,首先是划小核算单位,合理确定核算单位利润考核指标或者成本费用考核指标,指标基数三年不变;其次是在利润不变的基础上,增量利润由经营者骨干员工与老板共享。“有一句话叫情绪是第一生产力。我们企业改革,包括民企,同样有一个积极性的问题和情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题为“国企改革下一步:破解‘行之惟艰’”演讲中说,国企改革的目标不仅是国有企业自身做大做强做优,还包括给整个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国企改革上下结合要做到,上面有框架,下面有试点。试点的前提是允许企业放开地进行探索,设立容错机制。国企改革的动力机制有待进一步平衡,现在的约束多,而几率少,国企改革推进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平衡。在企业层面,推进改革的激励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兴起?

“民粹主义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反现代化倾向和反全球化倾向。当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某个薄弱环节时,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就业危机、生态危机时,它就会应运而起。”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认为。

“这一次民粹主义的兴起在欧美发达国家,他们恰恰是几百年来全球化最重要的主导者、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反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说。

匈牙利经济学家,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副主席雅诺什·科尔奈认为,经济增长是很重要,但不足以确保整个社会享受更好的生活。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潜在危险,遍布全球无处不在。

“现在全球经济话正在复苏,但是贫富分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话,我很担心民粹主义的潮流它的基础仍然是强大和深刻的,那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治。”吴敬琏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岳希明认为,收入不公比收入差距更重要。公众对能力、努力和承担风险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是认同的,但不认同由于机会和待遇不均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

俞可平提出,避免陷入民粹主义困境应完善民主制度,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维持动态的平衡,避免政府失效、市场失效和社会失效;维护基本的公平正义,特别是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避免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出现特权阶层。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使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

“经济市场化自动带来政治秩序的民主化,并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因果关系,如果政治秩序上想要进步就要作出相应的努力,真正需要的是建立相应制度,以制度来保护公民,免遭无能且腐败的问题,有害的法律与专制的政客伤害。”雅诺什·科尔奈说。

转型期金融风险如何防控?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强调防风险,主要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在原有的金融发展模式下,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现在逐渐的暴露出来,所以做好转型期的金融风险控制,就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认为,实体经济和金融自身转型相伴而生的金融风险存在十个方面:收入水平从中等偏上向高收入水平转型,即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经济增速减缓,信贷质量弱化,信贷收缩,经济增速进一步迟缓的风险;大量的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过剩的是低端产业对投在这些产能上面的信贷金融支持产生影响,大量的精神磨损可能转化为金融的损失;创新驱动减少要素扩张的扩大再生产,科技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相应的科技能不能跟的上的风险。绿色发展的环境风险。从高负债到低负债的风险。协调监管的风险。对外开放,企业走出去的干个的风险。金融从传统的金融业态到新型的金融业态的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说,要注意因防范风险而引发的风险。所有部门、所有地区,如果齐步走、一刀切、一步到位,结果很可能是经济向下的压力大过向上的动力,这样的话就可能诱发一些新的风险。防止同步震荡导致的风险,要加快改革重视体制制衡,中央银行、监管部门都要有独立性,排除干扰,时刻保持力度,不能大起大落、更不能搞运动式的监管风暴。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认为,金融风险不是一个金融的问题,不能从金融的层面来解决,而要考虑背后的根源。驯服“灰犀牛”关键是要释放风险,淡化经济增长的指标、淘汰僵尸企业,坚持缩小货币增速和GDP增速之间的差距,改变官员考核机制。最主要的是推动思想解放来稳定预期。

未来经济发展新动力如何增长?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津上俊哉说,从供给侧这个来讲,确保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目标是尽量培养新经济,然后尽量缩小旧经济到应有的部分,然后把就应急的劳动力转移到新经济那一边。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缩短实际做得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数。22世纪的世界将会如何?现在从中央来看,更强层面的,说不定将来的经济是没有经济成长的,但是经济趋势会增多,也许22世纪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也许22世纪没有成长,但很稳定并可持续,是一个环保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认为,产业政策很难理论上判断利弊,需要实证研究。现在没有看到系统的实证证据说产业政策对效率产生的正面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说,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个路子一定要坚持改革一直往前走,如果不往前走,往后退了,那就会出大问题,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中国才会有持续和稳定的增长。

白重恩说,如果说没有成本当然基础设施越多越好,基础设施它仍然会消耗很多的资源,这就是投资回报率问题,如果投资回报率太低,未来就会面临金融风险。“我们建很多很多的路和桥,并且这些路和桥上面没有车,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编辑:周佳佳

关键词:第二届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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