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冷战主战场——欧洲的实力优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计划从东亚地区后撤。为了平稳、体面地撤退，美国迫切需要改善与这一地区主要对手——中国的关系。而对中国来说，由于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以及60年代末的中苏边境冲突，受到了来自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这些因素，使得中美两国相互成为对方尚未开发的最重要的外部战略资源。1972年两国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引发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一次最重大的重组。

资料图片：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了“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使得苏联在地缘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改善导致日本迅速恢复了与中国的邦交，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中、美、日三国非正式的反苏同盟，这不仅大大改善了三国的国际环境，而且为三个国家之间加强联系、协调关系、共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间。从1972年至1989年的18年间，是近代以来少有的中美、中日、美日关系都保持良好状态的时期。这种良好的状态不仅使三国获得了重大利益，而且为整个东亚的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背景。

四、 相互包容和排斥（冷战结束至今）

冷战结束，使中美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第一，三边关系摆脱了冷战的羁绊，更加反映亚太地区本身权力政治的影响，中美日成为决定地区格局最为关键的因素。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包括中美日三国在内绝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第三，中美日三国的力量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

在力量分布上，三国的摆布由90年代的美国独大与中日双雄并立向中美双雄并立与日本尾随的方向发展。在力量对比上，美国在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由于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综合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下降的轨道。对日本来说，冷战的结束几乎是终止“日本奇迹”的开始，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被称为“失去的20年”。而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一时期，国力高速成长。

对日本而言，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被称为“失去的20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例如，在1991年，中美日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4090亿美元、59959亿美元和34789亿美元，而到了2015年三国的数据分别是110077亿美元、180366亿美元和43830亿美元。在1991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8%、日本的11.8%，而到了2015年，中国的GDP已是美国的61%，是日本的2.5倍。

上述变化趋势，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互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非敌非友”的定位之外，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是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新兴力量，一方面通过“接触”战略试图将中国的发展导入美国所期望的轨道，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不断加强在东亚的同盟体系来防范中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这一行动持续发力的新版本。中美关系总体呈现出合作面拓宽，战略竞争加剧的态势。

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历时两年拍摄了一部长达113分钟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片中称，美国斥巨资在中国的鼻子下建立400个部署了军舰、核武器和轰炸机的基地，在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绞索”。（英国《卫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