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经济金融运行稳中向好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不少方面超出了预期。人们对这一判断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但对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态势的意见,则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货币政策方面,有人认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和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大力整治市场秩序、开展金融风险排查等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政策取向应当坚持;也有人认为,目前货币供应总量是不足的,广义货币量(M2)增速偏低,企业融资难现象依然不少,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放松才能实现宏观经济形势的继续向好,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继续扩大信贷投放等。”谈到当前货币政策支持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分享了他所了解到的两大业界观点,而他对此的观点则是,当前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宜改变。

提出这一观点,杨凯生有三大主要理由。

第一,现阶段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表明,其所获得的融资总量并不少。杨凯生表示,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比上年同期快了0.7个百分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连续12个月保持在51%以上,9月份达到52.4%的五年新高,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PMI,更是分别达到了53.3%和52.9%,这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先行指标。此外,三季度的进出口数据也好于预期。这些数据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支撑力度已基本满足了需求,“大水漫灌”式货币政策并不可取。

第二,不能简单以M2增速高低来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在杨凯生看来,截至9月末,M2同比增速为9.2%,似乎偏低,但这种感觉来自对我国连续多年M2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惯性思维,如果将M2增速9.2%与目前的GDP增速、物价指数CPI增速之和相比,则并不低。还应注意到,截至9月末,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长了13%,这是近两年的相对高位;而9月末贷款增长13.1%,增速也不低。而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信贷投放的增速与M2增速在一定程度发生偏离,所提示的是M2以及社会融资总量统计指标的设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并不能简单说明货币政策亟待放松。

第三,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完成去杠杆任务,要求当前货币政策必须坚持稳健中性。杨凯生强调,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重要任务之一,去杠杆仍然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推进的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要把降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据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统计,今年8月底,央企资产负债率为68.2%,尽管比年初略有下降,但同比仍上升了0.3个百分点。还有数据显示,8月末央企总资产增加9.5%,总负债却增加了9.9%,所有者权益增加了8.9%。数据表明,要实现去杠杆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而支持企业的经营发展也不能简单地再靠垒加贷款和增加负债。”杨凯生表示。

中国经济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成绩单发布,从数据来看好于预期。有声音称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增速更快的新周期。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认为,从投资的角度分析,说中国经济增速会加快还为时尚早。

白重恩指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原因在于无论是投资还是投资的增长都过度依赖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如今年1-9月份固定资产增速7.5%,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达19.8%。“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投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增长,对效率的考虑还不够充分。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评估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但因为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通过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总的分析来看,基础设施总体投资效率也是在不断下降,投资回报效率也是在不断下降。”白重恩说。而随着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债务风险。“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债务,如果我们投资回报率一直在降,但债务成本还是比较高,那么未来就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这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白重恩强调。

此外,对于有声音称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速会加快的原因在于供给出清,证据是价格上涨了。对此,白重恩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在上涨没有出现通缩。但从分类来看,CPI同比上涨主要来自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居住类等服务行业价格的上涨,而这些行业除了居住类以外,本来就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说之前因为产能过剩投资增长慢,现在供给出清了投资增长会更快,不具备可靠依据。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虽然上涨较快,但其中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只上涨了0.7%,从这个角度看,生活资料的供给也并没有很明显的出清迹象。上涨较快的是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特别是采掘和原材料两个行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4.2%和12.2%。这两个行业过去的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其产能利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我们要警惕这两个行业再次过快扩张产能,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而提到投资,民间投资情况也需要关注。从数据来看,今年民间投资增长速度确实比去年有所加快,但是今年的第三季度,民间投资的增速已经比前两个季度增速减慢了。白重恩指出,其中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民间投资的增长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民间投资增长量15%左右,这部分和基础设施投资相关,这可能来自于PPP;另外增长的第二大来源是农林牧副渔业,而这个行业也是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也不是市场导向,所以投资的效率也值得商榷。

因此尽管投资增速了,但正如白重恩所说,诸多细节分析说明中国经济还没有进入增速更快的新周期。而为了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提高投资效率,他建议政府一方面要保持定力,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稳定民间投资的预期;另一方面需采取措施,促进创新创业以及更好地吸引外资,以便使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到多渠道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业型的劳动大军,这将标志着农民工走向技能型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这样表示。

杨志明长期关注农民工就业创业问题,在他看来,经济转型不仅要看到设备、技术、管理提升,更重要的是看到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农民工技能的提升。据其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新增农民工总量增长、增幅下降、布局也有新变化。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速稳中有进,但总体放缓对农民工就业总量仍存压力,就业、招工两难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处于常态化。从2010年新增农民工达到峰值1245万人之后,增速在逐年下降,今年前三季度增加了320万,增幅仅为1.8%,东部地区基本上没有增长,东北地区负增长,中西部地区增加较多。可以看出,农民工已不是取之不尽的“蓄水池”,正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供给,而实际的技工招工难问题,也折射出我国技能培训不足的短板。

“前三季度,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7%,达到3459元,事实上,从‘十二五’中期开始,农民工收入增长就从两位数下降到了个位数,农民工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与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基本上是同步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快速投入到快递、送外卖和家庭服务业的新业态,今年新增人数都在百万以上。而在我们的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79’现象突出,也就是贫困地区青壮劳动力70%是出来打工的,而在这些人中,90%干的是苦脏累的活。因此,精准脱贫短期靠打工,中期靠产业,长期靠教育,我认为,现在到了大幅度增加农民工技能培训补贴时候了。唯有这样,才能使劳务输出由体力型转向技能型,使我们脱贫走入技能脱贫的时代。”杨志明这样说。

另据其介绍,目前“五有”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发展得比较快,这些人在城里打工过程中学到了技术、攒到了资金、有营销渠道、有创业意识和对农村的情怀,这批人成为了“新城归”,他们正在破解中西部边远地区难留得住劳动力的难题,也有力地改变着县域经济发展长期靠引入大企业、大项目的单一路径,有望快速发展一批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小企业。还有一批肯于学技术的农民工成长为新工匠。这些均反映出农民工市场经济特质与国家经济转型取向是基本吻合的,农民工在经济新常态下,勇于迎难而上,主动适应变化。现在,需要我们做的是对其精准施策,让他们发挥优势,释放新能量,成为经济转型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

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增速达到6.9%,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8%。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是短期回稳与中长期继续趋势性放慢交织。中国经济现在是短期回稳,回稳就是很小幅度的波动,不会再往下掉,也不会很高。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的短期回稳是很难得的,同时还要注意维持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培育提质增效的可持续动力,特别是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动力一定要增强。

谈到短期回稳的原因,卢中原表示,很重要的原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所带来的正效应。但他也指出,在正效应发挥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负效应。如去杠杆和降成本,这两个可能会发生矛盾。因为去杠杆需要控制银行放贷,那么企业就需要从别的地方求贷,融资成本就会升高,这与降成本、降企业负债率就会发生一定的矛盾。此外,去库存的宏观环境和企业补库存周期之间也存在矛盾,可能影响企业增加库存、扩大生产的意愿;去产能、严格执行环保标准等也会影响工业增速,中小企业受到影响更大。

“需要注意,中国经济中长期趋势性放慢大势不会变,短期回稳虽然有结构性改革的正效应推动,但同时也受到一定的负效应制约。从对增长速度的影响来说,负效应体现的比较快,短期内就会使需求紧缩和速度放慢,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消化它,要有客观冷静的定力,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迷失方向。”卢中原强调。

从国内国际的环境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实现短期回稳实属不易。卢中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回稳是非常好的,但同时也要注重增长的质量。“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不过在单位GDP能耗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我们是否可以设计一种激励机制,不再着眼于被动的补助,比方说不再强调砍掉多少落后产能,我给你多少困难补助,而是谁主动调结构,我们就给予财政奖励,也许有了这种激励机制,就可以增加地方和企业持续压缩高能耗、高排放产能的动力。”卢中原建议。

“总之,从国内和国际的分析看,我们短期回稳是很难得的,但是要注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数字变化的背后,一定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上,哪些因素影响了经济增长提质的可持续性,我们就在哪儿下功夫。”卢中原最后说。

“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由新入常,新就是从高速增长开始下台阶,但不能一降再降,必须完成探底企稳。如果能够在企稳的平台上实现我们的核心追求,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那么这种平台保持运行的时间段越长越好,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常态了。”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原所长贾康给出了这样的理解。

从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连续9个季度处于6.7%到6.9%的运行平台状态。在贾康看来,这个平台已经开始中期化。“我们所谓的探底其实已经探得很清楚,经济态势是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往下走。而我理解的企稳是必须进一步凝聚共识,消除地方层面、企业层面对于经济继续下行的焦虑和恐慌,形成这种基本的预期共识后会进一步引导分散的企业主体行为对接真正的企稳。”

“而2017年则是有可能看到这种短期前景的一年,抓住这个机遇非常必要。”贾康判断说。基本原因在于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很多指标也都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是在我们意愿的轨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就业等方面。但贾康也指出,中国经济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和隐患存在,但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在由新入常迎来机遇期时所要面对的检验期。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贾康认为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优化结构的过程中应以经济手段为主,一定要坚持以市场优胜劣汰为主。“去产能最关键的是去落后产能,而不是表面宣传上说的过剩产能;同时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靠行政手段来完成去产能任务。”

二是应进一步注重利用中国有效投资的空间。如目前我国至少有几十个城市的中心区域需要轨道交通网建设,应尽快做好规划高水平地建设起来;此外还有停车位的建设等,这些都是有效投资潜力空间的具体体现。

三是应进一步贯彻中央精神,鼓励创新,尊重客观规律,处理好“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的权衡关系。这方面有很多的例证,如微信。同时如何掌握好中国的后发优势,尊重科研规律进一步调动政产学研结合中一线创新者的积极性,建议在政策上尽快落实到细则上。

四是继续给企业吃好定心丸。建议中央在政策方面能够进一步落实到一些具体措施上,如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应可以得到实质性的落实推进;同时有效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共赢式发展。

五是做好房地产业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以便打造长效机制。这方面有很多的要领,包括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税收制度等,这些都需要继续贯彻中央精神尽快落实,房地产税应真正加快立法。

六是实现减税让利、降低企业负担的改革要把握好全景图。除了减税这个概念,我们企业负担中的各种收费、制度性成本都要以配套改革来破解,因为对于中国很多企业来说,已不是光减税就能够真正解决企业负担的问题了,还需要以配套改革攻坚克难。

“对经济的总体判断,要从经济增长、就业情况、物价水平以及国际收支四大指标来加以把握。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过去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相比,速度会呈现有所回落的状态,但是这个回落不是被动回落,回落的过程应当是中国经济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过程,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持这种态势转变处于平稳状态,稳是基础,稳是前提,稳至关重要。”谈及中国经济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如是说。

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姚景源主张不是仅仅看6.9%这个数据本身,而是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稳的基础更加扎实,这一点十分重要。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需要实现由粗放到集约这一转变,但由于这个过程很长,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追求大干快上,追求高速度,而是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就业。“我国的就业压力很大,但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了全年新增就业目标的99.7%,非常不容易。除了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情况两大指标也都好于预期。因此,从宏观经济四大指标来看都呈现出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总体判断。”姚景源表示。

如果要对中国经济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并实现持续保持这种局面,姚景源建议可以对以下几个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是CPI当中服务类价格。CPI增长幅度是1.5%,低于年初设定3%的控制目标,物价总水平低位平稳是宏观经济向好的重要标志。但姚景源认为我们不应在物价总水平低位下忽视CPI的结构问题,即CPI中服务类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已超过总水平一倍以上,我们要高度关注、研究和解决服务类价格上涨幅度。

另外是PPI价格,PPI价格曾连续54个月负增长,现在9月份同比上涨6.9%。一方面6.9%说明经济回升,说明市场需求在扩大。但从细分来看会发现PPI上涨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特别是原材料领域,这就会增加下游实体企业的成本,因此要注重分析PPI的结构。

新开工项目问题也需要关注。新开工项目半年以后就会变成在建项目。在建项目对经济拉动将起到实打实的作用,但从有关数据来看9月份新开工项目增长只有2.4%,这意味着半年以后整个新开工项目的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力是要减弱的。我们有必要研究新开工项目处在低位的现象。

此外还有民间投资。现在民间投资的增速是6.0%,无论是同上半年相比还是与去年同期相比都在回落。要稳定民间投资靠两条:稳定经济政策;要有重大改革措施落地。建议加大调研力度,了解民营企业家的真实心声促改革落地;最后我们还要注重投资结构,关注制造业投资,这样就和我们振兴实体经济、优化结构、增加中高端供给相吻合了。

“所以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的成就来之不易;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力求在补好短板上扎扎实实下大力气,使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姚景源最后说。

“我们已经走到新一轮经济上升期的关口。”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带来了一组数据:从去年四季度开始,PPI数据持续好转;PMI连续数月超过“荣枯线”,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改善;全球经济的复苏,外部需求也上来了。

新一轮周期到来,中国经济应该注意什么?对此姚洋表示,比起投资拉动,我们应更加关注需求的活跃度:“前三季度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指数,同比增长7.5%,但我们的消费扣除物价指数之后,同比只增长5.9%,也就是说,居民的储蓄又开始新一轮上升,而要推动国内消费增长,关键一点是要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

姚洋同时提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加紧推进:“2017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国企混改是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现在正在推进。推进的难点之一是国有企业债务处置问题,我个人认为,应持续推动债转股,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债转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现在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姚洋提到,从平均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是我国技术与科技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群体,其短板存在于管理方面,如果能引进民间资本,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能力,则可以做到“一箭三雕”,即释放国有企业的技术能力、人才储备能力和盘活民间投资。另外,债转股也将帮助国企有效去杠杆,让企业轻装上阵,迎接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