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厉以宁的专业是西方经济学,而他用功最深的也是西方经济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他学习的主要课程就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1955年大学毕业后,他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员,具体工作是翻译俄文和英文的西方经济史参考资料,从而积淀下了深厚的西方经济学功底。1962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主讲“外国经济史”课程,并做了大量的读书和研究笔记作为讲课的参考材料,六年后因故中断。1980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恢复了“外国经济史”课程,厉以宁又走上讲台,讲课的范围涉及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史、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史等,还为研究生开设了经济史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史名著选读等课程。讲课之余,厉以宁又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研究体会,从1985年到2015年,相继出版了《西方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史教程》《西方经济史探索》等10部专著。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一个人任何时候读过的书、思考过的问题、付出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的,最后都会成为他自己的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界的责任

厉以宁在北大的课堂上和部分经济论坛中多次谈到,学习西方经济学近300年来的演变历史,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方经济学是怎样一步步变化的,而且还有利于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体系的认识。他认为,西方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三部分。西方近现代经济学的形成是同工业化的发展连接在一起的,亚当·斯密是古典学派的奠基人,但他那个时候的经济学还没有门类划分,都是既研究微观经济活动,也研究宏观经济活动,还研究制度、伦理、文化方向的问题。

古典学派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市场理论等,他们从工业化的实践中总结出,经济发展的绝对均衡是做不到的,只能做到相对均衡,关键是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因此,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清除经济增长中的障碍。他们还认为,对落后企业应该由市场来进行淘汰,而不是政府命令或强制。大卫·李嘉图是古典学派最后一位有影响的领军人物,他一直坚持劳动价值论。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摒弃了劳动价值论,但仍坚持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新古典学派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主流地位。直到1929年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浪潮也从美国传递到西欧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新古典学派却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约翰·凯恩斯当时也是新古典学派的一员,但他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从新古典学派的相对均衡理论转为非均衡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需求不足难以避免,所以必须有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即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也就是说,在需求不足时,失业率高,这时可以采取刺激需求的宽松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在需求过大时,物价上涨,这时可以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说,被许多国家所采纳。

凯恩斯需求调节理论的推行虽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却给资本主义带来不少新的矛盾和难题,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学派。货币学派遵循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货币供给一向是经济活动起伏的唯一影响来源,只要长时期内保持货币的中性,就可以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既维持经济增长,又避免通货膨胀。关于失业问题,货币学派认为,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失业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凯恩斯的需求调节主张是无根据的,也是无效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产生之前。当初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阅读了大量重商主义、官房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阐明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的规律,不仅坚持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而且还创造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社会主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发展的科学,它产生于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和新的内容,并由实践来检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政策,都要求有新的解释和新的论述,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学界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前进。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凯恩斯财政赤字无害论的不足

笔者做的是县域财政问题研究,厉以宁老师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财政学领域的问题。他说,财政收支平衡是一国财政的最佳情况,但在国家实际执行财政过程中,经常需要大量的财富来解决大批问题,因此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尤其是在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当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累积过高时,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日后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就只能靠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这两项措施,对于经济或社会的稳定都有不良的影响,因此必须把财政赤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厉以宁经常谈起约翰·凯恩斯的主张。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病根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很难靠居民或企业的自发调节去解决,而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才能实现,所以国家应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采取赤字财政来扩大公共投资,提振有效需求,促进就业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2009年以来在欧洲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经济学界和一些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了赤字财政的不足,长期实施赤字财政,不仅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而且还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

厉以宁认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凯恩斯理论的追随者,他们提出的财政收支周期平衡理论(即经济衰退时发生赤字,经济繁荣时再消除赤字)已经破产。因为有三个新情况是凯恩斯当时所没有料到的:一是当时没有政治周期概念,只有经济周期概念。政治周期是指每4年或5年一次的大选,影响着执政党和在野党。任何一个政党在上台执政的前两年,都要想法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后两年,就得准备下次大选,准备新的承诺。因此,每届政府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扩大财政赤字。二是社会福利有刚性。福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社会保障支出上去了就下不来。三是国家如果不还债,就不会有人买它的新债,不仅本国人不买,外国人也不买。所以欧盟现在努力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的这个做法是合理的。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需要与时俱进

厉以宁在多个场合谈到过约瑟夫·熊彼特和他的“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只能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数量关系无论如何积累,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熊彼特还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从而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但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就开始衰退,直到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

厉以宁认为,熊彼特虽然歪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是创新浪潮的消逝引起了危机,但他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论述对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在信息经济时代,我们必须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进行再认识。与熊彼特时代相比,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要素中最重要的创新是信息重组,而非生产要素重组。熊彼特一生都在呼吁将科学发明家和企业家进行完美组合,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发明家跟企业家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政府在创新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很重要,除了改善投资环境外,政府还应协助企业家解决发明家的顾虑,理顺企业家和发明家之间的关系。企业发展除了要解决好资金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意,有创意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业。可以说,当今市场上不缺资金,缺少的是创意和项目。只要有了创意就不怕资本不来追逐,资金找项目远远重要于项目找资金。这些都跟熊彼特当年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此外,创新还需要做好人才工作,创意创新都需要依靠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各类人才。所以除了优惠政策外,还要有更好的投资和吸引人才的环境,唯有如此,创新创意才能由小变大并落地生根。

厉以宁讲,创新往前走,经济就增长,经济停滞就因为前一个创新的效率已经使用殆尽,后一个创新还没到。传统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组,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创新是信息的重组。所以说,时代在飞速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新和社会发展,观念转变才有创意创新,才有出路。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不管是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应跟上时代的变化。

跟随厉以宁老师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7年多,多次听到他在课堂上、论坛中、会谈时行云流水般地讲西方经济学问题,也多次听到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讨论和发言中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卷舒自如地谈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听得多了,就会感到厉以宁老师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他讲的虽然是西方经济学,但他更关心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想着的是如何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方面做出理论新贡献。这段经历和感悟在我的人生中弥足珍贵。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