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年之问

“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离黄大年去世已过了几个月，马芳武仍然会不时翻看他的朋友圈，每当翻到这一条，他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2015年4月7日，黄大年把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才90岁》转到了他的朋友圈。邓稼先一直是他的偶像。

那段时间，他主持的几个大项目和课题已进入冲刺阶段。而他却隐约感觉自己“脚步大不如前”。他写下这段感言，似乎是在向偶像致敬，又似乎是在问他自己。

“大年老师做到了，他是在用毕生的精力来接近他的偶像啊！”马芳武把这条朋友圈转发后，人们才发现，穿越历史的星空，黄大年和邓稼如此相似。

邓稼先——26岁，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回到了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34岁，他用3个“不能说”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从此，整整消失28年，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弥留之际，他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黄大年——51岁，在英国迎来人生得意的巅峰时，回到了在很多方面依然“技不如人”的祖国；6年多时间，他“夹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割舍的中间，没人强迫，只是自找，总想干完拉倒，结果没完没了，公事家事总难两全”；58岁，他最后清醒的日子，还在让助手反复播放海洋探秘纪录片，继续思考深海探测的未来方向……

也有人说，黄大年与“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有着惊人的相似。

1968年12月，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谁料，飞机在北京坠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尸体中间，紧紧夹着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在北京去往成都的最晚航班上，疼晕过去两次。当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医生想要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清醒过来，却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还有人说，黄大年一生都在追随他景仰的老校长。

距离地质宫不远处的校园一隅，李四光塑像端坐在红色花岗岩基座上。他身着中山装，面带微笑，深邃的目光仿佛在凝望远方，又像在注视来往的学子。

2009年回国后，黄大年不止一次，漫步校园，舒缓疲劳。夏天，他常常沿着幽香的花径，穿过科技之星小广场，来瞻仰他尊敬的老校长。冬天，他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看过青松挺立、腊梅芬芳，来到老校长面前伫立、沉思，耳边仿佛还回响着老校长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报春花开了又谢，冰凌花化了又结。如今，地质宫507办公室再没有那盏长明灯，可黄大年那般虔诚的仰望仿佛就定格在那里，引起人们无限遐思：

66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在此诞生，突破层层阻力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李四光是怀着切肤之痛回国的；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黄大年选择回国并为此而献身，又是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种历史的轮回？还是中华民族魂魄中绵延不息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那是一代代科学家对前辈的仰望，那是一颗颗赤子心对祖国的表白，那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对信仰的守望！

有一次，黄大年特意约上师兄韩晓峰，一起追忆他们的老师、地球科学学院的张秋生教授。

1987年，张秋生去非洲参与一个国际合作的地质项目，由于出境时没有注射疫苗，在非洲染上了黄热病，回国时飞机还在新疆上空，他就撒手人寰。

“那个年代出国的机会很少，别人都是带这带那，可他一个知名教授，机组人员发现他除了地质标本外，行李中只有半盒没用完的火柴。”

两人说着说着，黄大年就落泪了。后来，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对学生们说：“在这片充满‘励志图强’灵魂的土地上和校园里，走出了一系列闪光的人物。你们将会认识这些闪光名字的时代风采和可歌可泣的人生写照。他们的昨天是你们的今天，他们的成就是你们的未来，更期待着你们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

现在，黄大年也成为这个校园里，一个可歌可泣的名字。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时常想起他每次风尘仆仆来参加会议的样子，想起他在校庆大合唱时唱起《勘探队员之歌》的样子，想起他一次次为新兴交叉学部奔走呼吁的样子……

再一次沿着黄大年的足迹，邴正登上地质宫顶层的观礼台。偶尔，大年会来这里，沿着长春市的中轴线俯瞰南望，宽阔的文化广场，耸立的太阳鸟雕塑和高大的长春解放纪念碑，郁郁葱葱的南湖公园，以及微波荡漾的南湖碧水，尽收眼底。那满眼的绿色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耀目。

邴正落泪了。令他落泪的不仅仅是大年的英年早逝，还有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血脉中那不朽的精神传承。尽管岁月流逝，世事沧桑，那种至诚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拼搏敬业的理想主义精神，还依然令生命澎湃，让灵魂沸腾。

不同的时代，一样的情怀，一代代人掀起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浪潮。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庄严宣告，如激昂号角，召唤海外赤子。“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肤之痛，催促着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等1000多名留洋学子冲破层层封锁，匆匆奔回新中国。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又如徐徐春风，荡漾在黄大年等海归科学家的心中——“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曾经，物理学家彭桓武的这句话，激起过后辈黄大年的豪情壮志。

“能够越洋求学，获取他山之石仅是偶然，回归故里报效祖国才是必然。”现在，黄大年自己的话语也同样掷地有声。

报国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祖国的发展与复兴的伟业，形成一块更加巨大的磁石，吸引他们毅然舍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

结缘于“千人计划”，黄大年与施一公这两个海归科学家“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每次谈话不超过半小时”，却分享着一份最厚重的感情。

黄大年曾问施一公：“一公，我们身在海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差距，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回来，想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施一公回答说：“是啊！科学研究不全身心投入，根本不可能有重大突破，不足以解决重大问题，不足以对国家做出同样级别的贡献。”

“一公”寓意“一心为公”。作为世界有影响力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被誉为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回答说：“我觉得我欠了中国一些东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500多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一英亩的花园……尽数在一夜之间被施一公抛在身后。

黄大年与施一公，又是何其相似。

送别黄大年，施一公声音颤抖，只说了一句：“一个赤胆忠心的人走了。”

赤胆忠心。这就是人们仰视他的理由。

他恨不能用生命熔铸成一把钥匙，去为祖国打开大地深处的宝藏之门。他更想把自己燃成炬火，去融化科研体制中那些浮于表面的坚冰。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黄大年曾缅怀几位“默默无闻就走了”的“千人专家”，“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好了接着干。为什么这么干？其实很简单。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啊！……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这是一个群体。”

黄大年曾问杨长春：“我们国家如何走向世界一流？今天科技界缺的是什么？我们凭什么干不过外面？凭国家对科技需求不紧迫？凭我们不努力、不拼命？”

杨长春知道答案：“他想落实科研规范，他坚持科学不是个人爱好、自由烂漫，只能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把科研规范抓好，才能使科技的投入产出比提高，科技从并行到领跑的速度加快。”

杨长春也看到结果，“大年刚回来时，国内的同行正在朦朦胧胧开始摸索着干，硬件和软件都不太行，他和许多‘千人计划’专家带回来系统化的管理思维和技术方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很多事情。”

爱因斯坦曾说，不要希求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科学家的价值观，也是理想者的座右铭。

“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黄大年在接受采访最后无意中讲出的这番话，让团队成员刘杰唰地一下流下眼泪。

彼时，他的头发已掉了不少，他的眼角已满是疲倦，但他的神情却依然刚毅：如果能加快祖国科技的发展进程，这何尝不是一种负重前行的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国之利器的力量！

黄大年回国后工作了7年，他没有行政职务、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学术论文，就像他对大地深处所做的那些研究一样，几乎没有走进过公众的视野。

他对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说：“你看我们家，没什么东西，空空的。我生活很简单，我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学生身上，资助他们出国，干科研的事情。那么大的项目，吉大一分钱也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你见过吗？首席科学家一分钱也没要，别看项目上亿元。我就是喜欢这个事情，就是一种享受。钱什么的没多想，国家给我的够用了。”

马斯洛曾把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寻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这个物质丰富而极容易使人沉迷的时代，科学家的自我实现，并不是多么奢华的生活、多么显赫的名气，而是科学研究为国家与社会，乃至全人类创造的更大价值。

20世纪50年代，一位物理学家从英国回来，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后，人们才注意到这位名叫程开甲的白发老人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有人替他不值：“你如果不回国，成就会更大。”程开甲却回答：我不回国成就或许会更大，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初心即是永远。这一生，无论经历怎样的艰辛、面对怎样的困惑，总有这样一群人，从未忘记自己为了什么而出发，又为了什么依然在路上。

有人也曾替黄大年不值：“他要是不回国，是不是不会这么苦？”

“苦吗？不苦。”

杨长春替他回答：“从整体上讲，大年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