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接电话的人一开始还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给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对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潜这样诠释：“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和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他急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更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言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儿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上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却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或是叫上三五团队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