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鸣菩萨图》 中国画 1942年 72cm×35cm 吕凤子 作

《峡江图》 中国画 1959年 156cm×81cm 宋文治 作"

《争分夺秒》 中国画 76cm×57cm 亚明 作

《渔港春色》 中国画 2014年 220cm×145cm 陈危冰 作

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经济基础延续到了今天，当代苏州依然作为一座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城，领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级市。而苏州美术界几度春风，至今人才济济。吴文化的精华在美术创作中得以集中体现并世代相传，薪火不断。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永续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苏州画坛一直涌动着一股开拓创新、开放包容的文化气息，更通过筑巢引凤辐射周边，融会贯通。这一特性可上溯至明四家和吴门画派，并在近现代的苏州达到巅峰，由此造就了善于吸纳外来优秀成果，不断增强自身生机与活力的苏州美术。

吴门画派崇拜董、巨和元人的艺术，对当时已遭到社会非难的浙派以及上溯到南宋、北宋的艺术也不加排斥，且不囿于传统，面对自然观察并有所创造。明末以后，中国画坛中心从苏州逐渐转移到周边区域，但吴门画派的文脉一直延续。从1895年到1949年的晚清民国时期，苏州画家自由结社，先后成立了20多个画社、画会，为形成海派艺术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更有大量苏州画家融入了上海画坛，延续了吴门画派文人雅集的传统。

清代的苏州因坐拥“过云楼”而有“收藏甲江南”之称，晚清出生的吴湖帆作为上海画坛的领军人物，不但在艺术成就方面能与张大千并称“南吴北张”，与溥心畲并称“南吴北溥”，更以其收藏宏富而留名于世。在清末民初各种新文化、新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他执着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以巨大学养而形成的优雅显得难能可贵。而这一独特的典藏传统，也深深植入了苏州的城市文化之中，造就了今日苏州城内林立的美术馆，其中民营美术馆更多达40家以上。

吴湖帆出身苏州的簪缨世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为铸就他独特的文人品性提供了牢固的根基。其祖父吴大澂在苏州和上海等地同江南众多书画家交往密切，为官期间，又常聘有艺术才华的文人为幕僚，彼此互赠书画。其中就包括海派大家吴昌硕，在苏州居住多年，受到吴门画派传统的熏陶。吴湖帆6岁时就随原籍吴江的陆恢摹习花果，陆恢受吴大澂的提携，其摹古作品之精，令人惊叹，被奉为清代绘画正统的重要继承者。之后的苏州花鸟画历经陆恢、陈摩、张辛稼三代师生，最终由张辛稼延续和发展了海派绘画所追求的笔滋墨润、色墨交融的艺术境界，名噪一时。可见，近代的苏州绘画已悄然从吴门画派中游离，并在海派的主流中自成体系。可以说“海上画派”是移民文化和外来多元文化的混合体，亦诞生在吴文化的土壤之上。

苏州不仅是传统中国画的繁盛之地，也是西画与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朱屺瞻和颜文膳，都是经历辛亥革命，受西风东渐影响，最早开始接触西方绘画的苏州名家。朱屺瞻后东渡日本，学习素描和油画，回国后陆续加入并组织了上海的各种艺术团体，在上海热诚推进了新兴美术教育。颜文膳则在苏州本地大力促进了西画的繁荣，1919年他发起了苏州美术画赛会，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美术展览会。1922年，他与胡粹中、朱士杰在苏州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被誉为“苏沪四大画家”之一的吴子深慷慨解囊，出资五万四千余银元，建造了至今仍巍然屹立在沧浪亭畔的罗马大厦，成为当年无数美术青年向往的艺术之宫。颜文膳在苏州美专进行美术教学的过程中，不仅将自身的艺术素养和知识倾囊相授，还在创作观念和教育观念等方面体现出显著的苏州情结。

赴法深造时期，颜文膳的粉画代表作《厨房》荣获了1929年法国沙龙奖，为中国粉画艺术在美术史上谱写了精彩的篇章，同时也令苏州一跃成为中国粉画的重镇。时至今日，通过政府和中国美协合作举办的全国粉画展，以及在政府指导下民间机构合作举办的“国际粉画双年展”“中国粉画艺术节”等活动，为中国粉画艺术架设了国际化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美专与上海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迁址南京，成为南京艺术学院。苏州美专的历史落下帷幕，但苏州对中国西画教育的辐射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董希文、李宗津、莫朴等从苏州美专走出的西画名家，撑起了新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后在苏州恢复成立的苏州工艺美校（现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以颜文膳“充实光辉”为校训，立足苏州，面向全国，培养了大批美术和工艺美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1953年，颜文膳出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这一时期，祖籍安徽、生于苏州的吴作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苏州常熟的庞薰琹亦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苏州画家陆续入主中国顶级的美术院校。庞薰琹涉猎广泛，包括绘画、设计、广告、装饰研究等多个方面，是中国工艺美术及教育体系的奠基人。吴作人不仅在艺术上领一代风气，更是徐悲鸿艺术体系最重要的继承者与推进者。吴作人、庞薰琹与颜文膳有着类似的早期经历，都曾赴欧洲学习，掌握了熟练的专业技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油画作品，拥有非凡的艺术才能。战争爆发后，吴作人和庞薰琹沿着不同的路线辗转跋涉于桂、黔、滇、川、甘、青等西部地区。因避战迁徙与旅行写生为一体的契机，重新认识了中国西部，也为日后不约而同地从西画走上民族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苏州美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自然和人文环境上的传统优势，继续吸引了大批名家迁居苏州，甚至结墓于此。因左腕运笔而闻名遐迩的书法家费新我，出生于浙江湖州，早年在上海“白鹅画会”学习，受丰子恺绘画影响，后久居苏州，使苏州书法人才辈出。原籍丹阳的艺术教育大家吕凤子将倾注毕生心血的“正则学校”交于国家，晚年于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任教，定居苏州，去世前曾任江苏省国画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并完成《中国画法研究》，这本著作在日后成为“新金陵画派”的理论基础。1960年，以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为代表的江苏省国画院画家开始了行程二万三千里的写生活动，“新金陵画派”在中国画坛呼之欲出，为中国画这一传统画种开创了一种新的时代样式。这其中来自苏州太仓的宋文治大胆将水彩、水粉用色融入国画，更以苏州水乡为素材，开始创作表现江南风景的系列作品，赢得了“宋太湖”的美誉。同时期的江苏省国画院画家余彤甫、张晋也是苏州人，均为“新金陵画派”的创作骨干。安徽合肥人亚明则在晚年由南京迁居苏州东山，“读书、写字、作画，饮茶、听雨、种花”，并对中国画理法作深入探源，以求更高的领悟，他在此完成多幅巨制长卷，作历代罕见之大型山水壁画近20幅。凡来此参观者，无不对其献身艺术的精神肃然起敬。

与“新金陵画派”同时崛起的还有“江苏水印木刻学派”，苏州老一辈版画家们吸收了姑苏桃花坞木刻传统年画的艺术技巧，赋予水印版画以形式单纯而色彩强烈的江南意蕴，成为“江苏水印木刻学派”的中坚力量。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了“姑苏之秋”版画邀请展，一度作为全国最知名的权威性版画展，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州人向往自然环境，崇尚解放性灵的人文精神，带动了独立、自由、浪漫唯美的审美情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高精之论，诞生于太湖之滨绝非偶然。苏州园林的兴盛与吴门画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倪云林、沈周、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书画家都曾直接参与了造园活动。苏州园林不仅深受吴门画派审美观的影响，同时也对“吴门画派”文人画的构图形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近代的战乱、经济的破败，曾使得苏州古典园林因缺乏管理和维护而普遍呈现出荒芜、颓废的境遇。现今苏州古城的文化得以传承，并不只是苏州本地人努力的结果，也融入了众多新苏州人的情感和付出。吕凤子一生桃李满天下，不少学生在苏州任职，其中佼佼者谢孝思，曾执教艺术教育多年，后成为苏州市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致力于对苏州园林的保护与修缮。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州百废待兴，时任苏州文化界领导的谢孝思，开始了园林的踏勘、修缮工作。原籍贵阳的他奔走不息、招兵买马，搜罗各地废弃的古建筑材料，让苏州园林一一恢复了原貌与生机。苏州这个粉墙黛瓦的城市本不是谢孝思的故乡，然而他的名字却与园林、苏绣、书画、评弹等紧密相连。也正是以谢孝思为代表的一批苏州文化界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令苏州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得以存留至今，无论是水乡园林，还是昆曲评弹，都为日后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今日落户苏州的“中国美术苏州圆桌会”，在已举办的两届高峰论坛上，分别以“生态山水与美丽家园”和“艺术与人文”为主题，借姑苏古城保护良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天然契合，提出了艺术重返自然的观点，对当代中国的写生运动，起到了富有中华美学精神的推动作用。

长久以来，苏州园林与太湖山水都是苏州美术传统题材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嘉兴人吴木幼时随父迁居吴门。他出身丹青世家，祖父吴伯滔为晚清著名画家，也是吴昌硕的挚友。父亲吴待秋，山水专攻王原祁，笔墨繁密苍厚，与赵叔孺、吴湖帆、冯超然并誉为“海上四大家”。自幼承传书画熏陶的吴木继承祖业，蛰居艺林。他青出于蓝，继张辛稼后成为苏州国画院第二任院长，陆俨少赞其为“吴门山水画第一人”。他的山水多表现苏州水乡与园林，上世纪60年代为区别传统山水画和新山水画样式，开始尝试探索所谓“第三类画”。吴木摒弃陈规旧习，探索苏州古典园林的现代视觉形态，作品给人以奇空、奇实、奇趣的全新视觉体验，对当代苏州绘画中水乡园林图式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启迪和影响。之后，孙君良、杨明义、刘懋善通过写生和借鉴版画、水彩等艺术形式，在中国画的山水表现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园林和水乡绘画技法，在全国美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在人物画方面，出生苏州吴县、早年在苏州美专学习西画的卢沉，后师从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国画家，于中央美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卢沉的一生不懈研习传统，坚持求真求变，成为中国画现代化链条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在中国社会和艺术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他对中国画锐意革新。从《机车大夫》到《清明》等一系列水墨构成的创作再到写意人物画，卢沉充满了求索真理的勇气和推进艺术革新的热情，将自己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和生活体验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文人水墨人物画的现代发展。还有一位当代重要的人物画家，中国美院的刘国辉教授也是地道的苏州人。世纪之交苏州文联曾在苏州举办“卢沉、刘国辉人物画展”，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中国美院著名教授韩黎坤也是苏州走出去的大家，他在版画、中国画和素描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稍年轻一点的则有更多苏州人，活跃在全国重要的美术创作、研究机构和大学课堂上，他们以苏州人特有的圆融、儒雅、专注、细腻传承吴韵之风，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吴门文化的基因。

近现代苏州画家对于中国传统水墨技法的挑战与改变，可视为“新吴门画派”的滥觞。当代苏州中国画坛，正是得益于苏州几代美术家的努力，不但与传统主体文化精神一脉相承，更将水墨的自觉和色彩的自觉融入了当今彩墨画的发展之中，构成了新的符号表达系统，也标志着苏州的中国画创作从吴门画派的古典文人经验进入了“新吴门画派”的艺术自觉性建设。

对有着上下千年历史的苏州美术而言，吴门画派的生成与延续已让诸多学者意识到“地域”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和行政上的二维空间概念，更重要的是附着其上的血缘、师承、人际交往等人文因素。活跃在近现代苏州的美术家们，虽历经中国社会百年间的风云激荡却也传承有序，且无不有着超越古人、超越今人和超越自我的大志。他们见证了现代中国画的曲折演进和油画民族化的几经起伏，更共同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和完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吴门地域的文化边界被逐渐消解，化作愈加开放包容的精神载体，将苏州文化彻底地融入了整个中国的美术史进程之中。

近年来，苏州文艺界持续开展了以挖掘整理苏州著名老艺术家创作成果与研究档案为主的“晚霞工程”。相继为著名画家、美术史家贺野，花鸟画家张继馨，粉画家杭鸣时等一批为苏州美术无私奉献的老艺术家出版全集、举办展览、建立艺术馆等，保存了苏州近现代美术家连续性探索的清晰文脉，为苏州当代美术事业的有序发展赢得了历史性的接续。

（徐惠泉系江苏省美术馆馆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