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19日，由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承办的“北京大学第一届古典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文献研究的古典学视野”召开，百余位海内外学者齐聚北京大学，结合自身学术成果，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学或文献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古典学进行阐释。

此次会议的总召集人、北京大学教授杜晓勤表示，学术研究力量的整合和学术视野的交叉，是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理念，本次会议旨在推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也将极大促进中西方古典学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厘清中国古典学的学术范畴与研究范式。

近年来，“古典学”及其学科建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一些古典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一些以“古典”或“古典学”命名的学术期刊纷纷创办。但究竟如何界定古典学的基本内涵、如何进行学科建构、学科建构的意义在于什么，仍众说纷纭。本期学术家园就相关话题采访了一些与会专家学者，以期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构与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建构中国古典学

有借鉴，也创造自身特色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RobertChard）表示，“古典学”在西方是一个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也延伸至中世纪。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秦汉文化在时间、规模和人口上非常接近，都是权威经典的集大成时期。

众所周知，“古典学”的概念是由西方人创立，其诞生和发展主要在于西方文明曾出现断裂而造成的。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主题的西方早期文明，在公元4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后陷入沉寂。直到14世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西方才重新挖掘与认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发展至十八九世纪后，逐渐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建筑各个方面。因为西方文明曾中断，西方古典学特别重视对早期语言、文字的辨识，对早期文献载体的考察，以及对手稿、版本、伪造文献的鉴别等。

反观中国，中国古典文化虽历经劫难，但从未断绝；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研究，也从未中断。况且，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历来也特别注重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文献，注重从各种角度对经典进行阐释。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认为，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可以从西方古典学找到借鉴之处，但还应该结合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特点，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典研究。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所要建构的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古典研究之间存在怎样的不同？

“如果中国古典学能够成立，其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与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肯定有交叉重叠之处，但也应该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当代学者，对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异同，中国古典学成立的理由、基本概念界定、研究方法、框架结构等作出说明。”廖可斌表示，如果只是随便利用中国古典学的概念，主办有关刊物，召开相关会议，甚至成立相关机构，而其中讨论的问题，与历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没有任何区别，都可以放进原有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格局中，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在廖可斌看来，如何对待中国古典学和西方古典学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如何建立中国古典学。他认为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包括直接借用、另起炉灶和借鉴。关于借鉴方面，廖可斌表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虽未断绝，但也有不少历史文化的信息被掩埋、被遗忘。就整个中华文明的范围而言，除汉文化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和传承外，其他民族的文化被掩埋和遗忘的情形相对更严重，有待挖掘和抢救。因此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对出土文献和文物，稀有早期文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文化的研究为主，旁及其他领域，整合中国古代文化中被掩埋、被遗忘的研究，也是未尝不可。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表示，“中国古典学”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它的提出是当下学术发展的自然结果，应该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门研讨，比如什么是中国古典学、它与西方古典学有什么异同、包括哪些研究领域、与当下文史哲各学科有哪些关系，等等，都需要进行充分讨论，如此，才能更好地建构与发展中国古典学。

研究中国古典学

需秉持正确研究方法与学术态度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中国古典学的基本概念及学科构建纷纷阐发自己的思考与想法。比如仅研究时段上，就有将中国古典学研究时段限定在先秦时期，或汉代以前，或隋唐以前等多个观点。

中国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表示，中国古典学包括中国古代文献与中国古代经典两个内涵，关于古典的断限，则应该放在1911年。北京大学教授孙玉文从古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阐释：“古，就是1911年以前；典，就是古代典籍的意思；学，只要有明确的对象、有相应的方法，就可以叫做学。中国古典学的建构，首先应该界定什么是中国古典。中国古典应该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各个部分。而中国古典学就是对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典典籍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

“各个时代的文献，对前代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可作断代研究，形成先秦古典学、汉代古典学……清代古典学等，其中先秦古籍是后代古籍的源头，最值得研究，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不将先秦古典学研究清楚，两汉以后的历代古典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不能将先秦古典学代替中国古典学。特别应该研究古代典籍中哪些属于经典的内容，有些古典典籍不属于经典，但是它们之中仍然不乏真知灼见，对后人发展文化事业很有帮助，也值得重视。”孙玉文表示，比如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记录各地方言词汇的著作，有些著作因袭前人方言词汇研究的成果较多，更没有成为经典，但这些典籍也会偶尔记录一些前人没有记录的方言词语，尽管是吉光片羽，但很珍贵，有时能帮助解决大问题。

因此，孙玉文表示，中国古典学，不能变成先秦经典与解读的小众学科，毕竟中国古典从来没有断过，一直延续，对古典的阐释和发挥，也应该算做中国古典学的范围。中国古典学应该包括古典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古典文学与古典艺术，目的并不是把这四个领域都纳入进来变成一个拼盘，而是始终有一以贯之的古典精神或风格，这样还可以团结更多的古典学者。在他看来，所谓的古典精神或风格，首先基于儒家经典的儒家思想与关怀，但又不纯粹是儒家的，还应该包括道家等诸子思想，以及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这些文学大家接受的是古典思想熏陶，并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作品也是一种古典思想的阐释，应该属于中国古典学关注的领域。”

应该如何研究中国古典学？孙玉文表示应该在具备坚定的古汉语基础，打好古文献学基础，重视出土文献，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的关系，解决好述与作的关系问题等方面下功夫。

研究好中国古典学，不仅需要将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等进行明确界定与探索，还要秉持正确的学术方向、态度与思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正英表示，中国古典学研究应该避免几种倾向，比如避免虚浮之学，应该把研究建立在对文本深度整理、精准阐释的基础上，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根底之学、经典之学；避免跟风阐释的实用主义，而是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尊重经典原意；避免为研究而研究，要在阐释中作“有思想的学问”；宽口径培养复合型文史哲通才，要避免课程开设无边无际。

探索中国古典学

在交叉与融合中寻求发展

中国古典学理念的提出，也为中国古代文献、古代语言与古代文学等中国古老学科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契机。北京大学教授刘玉才致力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他说，过去古代文献专业毕业的学生多去出版社整理传统经典，或者去图书馆管理古籍图书，不管是行内人还是行外人，对古代文献研究的理解多局限于实践经验层面。在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畴下，则可以吸收借鉴西方古典学理论框架下古代文献研究的一些理论体系，来建构与发展中国古代文献的理论体系。

“过去一直在讲学科之间的交叉，多多少少还是带有一些物理性，中国古典学的提出，则可以有助于相关细分学科从交叉走向融合，这也符合传统学科文、史、哲不分家的整体理念。”刘玉才对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构充满乐观与自信。

关于此次研讨会，赵敏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很多与会学者打破过去传统的文、史、哲规范，打破各个学科壁垒，在原有学科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研究。在他看来，学科的交叉融合，代表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也说明，以往建立的学科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下世界文化与学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探索新的学科方向、解决新的问题，建立新的学科规范。赵敏俐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提出，就时代发展而言，需要对中国早期文化进行新的认识，近百年来形成的文、史、哲分立的学科划分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时代使命；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时代，需要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寻找和世界文化进行比较与交流的新的学术渠道。因此，“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建构中国古典学，自然会成为应有之义。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早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同一话语平台上进行学术交流。”

关于中国古典学的建构与当今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孙玉文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表示，中国古典典籍文本本身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营养，保留了中华民族祖先几千年来面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所取得的认识成果，展现了先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生生不息的生活体验。这是后人必须批判继承的东西，也是发展新文化的光辉起点。就当代社会需要来讲，中国古典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皈依，这种文化寻根的强烈愿望，在文化多元的时代更容易变得强大起来，这就非常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国古典中一定有不少现代文化建设中忽略的部分，应该将这部分挖掘出来服务于当今社会，比如屠呦呦就从《肘后备急方》中提取青蒿素的内容来服务于当今医学研究与实践。”孙玉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