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不仅应该追求对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把握，而且需要注重历史细节的真实。

现在，考证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几乎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学科；手段也更为多样，形成了一种“多重证据法”。

学术考证既要讲“理”，也要讲“度”。我们重视考证，但反对繁琐考证。

文学史料需鉴别

从19世纪至今，西方的史学形成了不同流派，如结构史学、新文化史学，等等。这些流派的史学研究各有其侧重点，如结构史学力求超越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局部领域，而把所有这些研究领域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新文化史学强调研究文化转型的意义，提出“文化包含了人类所能赋予意义的一切”的观点……但在我看来，史学研究的根基仍然在于实证。

在中国，有汉代司马迁开创的秉笔直书，不隐恶、不溢美的“存真求实”传统。在西方，有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创立的实证主义史学。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就是通过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献资料，并依靠这些经过考证的史料，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应该怎样书写”。兰克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人文科学领域，提高了世界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但兰克偏重于依靠档案资料研究政治制度史和外交史，而对社会史和经济史有所忽视。这一缺陷为后来的结构史学所弥补。

历史研究不仅应该追求对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把握，而且需要注重历史细节的真实。在特定意义上说，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有一件佚事：国画家范曾画商鞅，腰带间别一把刀上殿议事。同事沈从文提醒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穿这种装扮上朝议事。”（沈从文1977年4月4日致汪曾祺信）沈从文又在致范曾信中说：前天，因事到馆中，又偶然见到你去年为安徽某报绘的商鞅画像，佩了一把不带鞘的刀，觉得不大妥当。因为共同搞了服装十多年，怎么您还不知道战国末年还不佩刀，只用剑。剑用玉作装饰，剑柄剑珥用玉，剑鞘中部也用玉，即过去人说的“昭文带”……剑名“辘轳”，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辘轳作用。……不想想秦国法律极严，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议事！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研究的骨干画家，常识性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沈从文全集》致××信）

由于不同形态的史料都具有复杂性，有的真实，有的虚假；既有局部真实，也有本质真实；再加上看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又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所以需要综合考察，过细鉴别。实物史料应该是可靠的物证，文字史料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但任何书籍提供的知识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鲁迅说，要求一本书完美无缺，那就没有一本书可以读。

中国虽然自古就有“疾虚妄”的思想传统，但将其运用于典籍史料考证则始于清代学者崔述（1740~1816），其代表作有以《考信录》为代表的三十四种著作，后经学者整理，编订为《崔东壁遗书》。《考信录》得名于《史记》一书中“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名言。崔述通过考证，发现了上古史中很多真伪相舛、矛盾瞀乱、因缘附会，殊不足据的说法。他秉承“疑而后辨，辨而后信，无疑不信”的原则，对上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大胆质疑，破除了万喙相因的秕言谬说，开启了现代疑古学派的先河。

考证史料的方法

既然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都不一定准确，对实物史料的鉴定又往往见仁见智，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具备考证的功力。清乾嘉时代，考证学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典籍范围。上世纪以来，随着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这四大新史料的发现，史料范围逐步扩大，考证方法也日渐丰富。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用甲骨文等考古资料（即“地下之新材料”）跟传统典籍文献（即所谓“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上世纪九十年代，史学家杨向奎等进而提出了“三重证据法”，自觉吸收了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研究历史，其中既有文字材料，又有非文字材料，如实物形态、图案花纹、装饰美术、民间信仰、风俗制度、民间艺术游戏、建筑遗痕等。本世纪初，又有学者把出土和传世的古代文物与图像资料作为文献以外的第四重证据，以期达到“立体释古”的目的。现在，考证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几乎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学科；手段也更为多样，形成了一种“多重证据法”。

图像史料似乎是一种新的概念，但中国自古就有图史互证、从画面寻找历史痕迹的传统，方式之一就是古籍中的“左图右史”。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中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代的岩画、铭刻、造像、字画等，都是重要的图像史料。西方也有图像学研究这一学术门类，致力于研究图像的“自然意义”“常规意义”和“本质意义”，除了用图像印证历史之外，还考证图像本身的真伪，图像比文字更具直观性，也提供了可能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一切图片、实物、影视作品，都应该成为图像资料库中的藏品。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礼学，主要依据的是文字资料，缺少直观性。幸而古代礼学中有礼图传统，可以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五代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提供的是礼器的图像，南宋杨复的《仪礼图》，提供的是仪节的图像。如今借助真人演绎，应用3D数字技术，进行录影，更进一步改变了古代图像的静止状态，使传统礼图变成了“活动的礼图”，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科技新成就。

图像史料中的岩画是记录人类想象力的最早证据。在非洲大陆，现保存了一千万幅岩画，其中有些动物题材的岩画已有两万七千年的历史。岩画中除动物之外还有各种人像，或从事狩猎，或从事生产，是人类祖先生活的原始记录。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北方地区，也有三条连续性的人面岩画分布带，总长达四千余公里，这些岩画呈现了甲骨文、金文的雏形，可与上古神话相对应，证实中国史前出现过太阳崇拜，成为了“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弥补了先秦典籍的缺失。

年画也是一种图像史料。鲁迅曾鼓励年轻人持之以恒地收集民间年画。木版年画从宋代形成到明末清初大规模普及并流传至今，已逾千载，中国年画产地约有二十多处，翻版刻印的地区则难以确数，年画题材广泛，蕴含着大量的民俗信息和历史文化信息，折射着民间的生命追求和精神信仰。

关于考证的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列举了几种：“事证”（用事实证明），“物证”（用实物证明），“理证”（用道理证明），“推论”（即“推度的推论法”）等，其实“推论”也是一种“理证”。有人还补充了一种“人证”，即由当事人出面作证。但根据我的体会，事、物、人、理常常不能截然分割。即人中有事，事中有人，“物”提供的也往往是“人证”或“事实”，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

“事证”，即用事实澄清错误说法。比如，鲁迅1929年5月25日致许广平信中写道：“（高）长虹写给冰心的情书，已越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这条花边新闻不可靠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鲁迅写此信时冰心并未结婚。她跟吴文藻结婚是在当年6月15日。鲁迅之所以失误，是因为他轻信了韦丛芜的传言，这就叫事实胜于雄辩。“物证”就是以实物为证，但并非唯一的证据。在缺乏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理证”或合理的“推论”。这也就是梁启超讲的“推度的推论法”。比如有人怀疑《满江红》这首词是明代文人假托岳飞名义写的，理由是词中有这样一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南宋王朝为金人所灭，而金国的首府黄龙在吉林省境内。岳飞要挥师反攻，自应率兵直捣黄龙。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而西夏并非金国地盘。到了明朝，威胁边境的少数民族是鞑靼人，鞑靼人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所以“踏破贺兰山缺”是明代中叶的一句抗战口号。可以用理证的方法否定一件事，同时也可以用理论的方法肯定一件存疑的事。郭沫若认为《兰亭集序》无论文章或书法，都不是出自王羲之手笔，而是南朝陈的和尚智永伪造。有人用理证的方法反驳：一、《兰亭集序》是行书作品中的“神品”，水平难以逾越，因而使唐太宗为之痴醉，用以陪葬昭陵，而智永只是擅长隶书、草书，他的行书只能达到“能品”水平，没有功力“依托”《兰亭集序》，更何况他是王氏“末裔”，去做“依托”之事有违孝道；二、《兰亭集序》在唐以前无人知晓，无论在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上，都没有依托伪造的必要。“人证”就是当事人亲自出面作证。当事人的证明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活材料，应该引起重视，但也应该进行辨析。

学术考证既要讲“理”，也要讲“度”。我们重视考证，但反对繁琐考证。相传牛顿儿时看到苹果垂直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看到热气顶开了壶盖，发明了蒸汽机。如果有文史工作者去考证当年落地的那个苹果的颜色，那个水壶是铜壶还是铁壶，是从哪家商店买来的，花了多少钱，除开个别考据癖患者之外，人们都会认为毫无意义。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类似的做法却可能被人认同。如有人考证孙悟空的根据地花果山究竟在哪一省？《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究竟在北京还是在南京？杜甫是吃黄牛肉撑死的吃水牛肉撑死的？这类研究无助于揭示科学规律和历史规律，只能将作者的精力和读者的视线引向那些不应该关注的地方，如果单纯作为一种趣味，那是不必干预的，但如果作为一种研究方向，那就会给读者以误导。

（作者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