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小科普

简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

成立

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1927年后，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国共第二次合作。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民主分子开始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1943年另一部分国民党民主分子在桂林、平昭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4月在广州正式成立。1947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2018年1月1日，是民革成立70周年纪念日。

发展

民革成立以后，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成员，参加人民政权和人民政协的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爱国统一战线、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民革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建立和健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工作机制，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国家的改革开放建设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始终以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鞭策和激励自己，是民革的光荣传统。

70年来，民革形成了许多无比珍贵的优良传统，其中有四点，即“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携手前进，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发挥优势，积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民革优良传统的核心。

民革参政议政工作重点领域是：社会法制建设、“三农”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工作。

成员

民革章程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符合本党发展党员条件，愿意遵守本党章程，可以申请加入本党。

第十八条又进一步指出，发展对象是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本党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社会和法制专业人士以及其他人士，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

截至目前，民革党员总数近12.8万人，省级组织30个，地市级组织274个，县级组织51个，基层组织5906个。

历任主席都是谁？

民革中央历任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李沛瑶、何鲁丽、周铁农。现任主席万鄂湘。

李济深

何香凝

朱蕴山

王昆仑

屈武

朱学范

李沛瑶

何鲁丽

周铁农

万鄂湘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这样说

按：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编写、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一书中，现任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以《与法相随逐梦路，不忘初心好扬帆》为题，撰文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履职实践和思考感悟。文章中，万鄂湘这样说的——

一个法律人的梦想就是一生与法相随：从学法、教法、用法、司法到立法，环环相接，这是最完美的人生轨迹。我能有这样的人生轨迹，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益于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伟大时代。回想自己的法律人生路，我心中充满感慨和温暖，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参与者和书写者，与国家发展脉搏一起跳动，我一路前行，一路成长，一路感悟。

父母亲教给我的助人情结

我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的一个小镇。父母亲虽然没念过什么书，但他们言传身教给我的品质很简单却又很重要，那就是助人。回顾我的成长历程，我发现自己每一个脚步，每做一件实事的背后，其实都有父母亲的影子。

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经历了上学、下乡，然后又重返校园的过程。17岁那年我到公安县达河公社联华三队插队，那时候的梦想是回县城当一个木匠。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在干完繁重的农活后能看看书我就非常满足了。1977年我幸运地进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临近毕业的一个机会让我与法结缘。

那年，我参加了校内“民主与法治”辩论赛。当时正值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民主法治的新征程。作为一个外文系的参赛者，我从这场辩论中开启了对法律问题的思考。“法者，天下之公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我隐约觉得法治建设的春天要到来了，用法律维护公平正义不失为一种助人的好方式，于是产生了深入法律领域一探究竟的念头。我想，不仅要学法，而且要学对国家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有帮助的国际法。因此，我没有选择继续在外语系深造，而是报考了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一选择，正式开启了我与法律的结缘，由此我开始了学法、教法、用法、司法，直至进入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立法机关的法律人生路。

2000年 5月— 2013年 2月，万鄂湘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想，个人的梦想如果不能与国家的脉搏一起跳动，那么梦想都是空想。只有跟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振兴和百姓的幸福需求息息相关，梦想才能成为现实。

在逐梦的过程中，法律的专业精神与父母亲教导的助人为乐精神在我的思想里融合，促使我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在我心底，在武汉大学创办“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事。在那里，我很庆幸能用自己的专业实践自己的人生信念：那就是用最优秀的法律人才，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优质的法律帮助。

“法律援助”这个词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但上世纪 90年代初，中国法治建设还刚刚起步，法律援助在法律体系内是完全空白的。有些人对于“法律援助”、“社会弱者”这些新名词并不理解，认为是在搞西方国家那一套，所以当时创办之初的误解和阻力不小。但是一想到弱势群体那些曲折心酸的维权故事，想到他们遇到挫折走投无路的情况，我就重拾信心。在我看来，运用法律为百姓做实事是让法律深入人心的最好途径。

在各方努力下，1992年 5月，“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终于在武汉大学诞生，它也成为我国第一个民间法律援助机构，之后正式更名为“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让我欣慰的是，二十多年来，我始终牵挂的法律援助中心一直在不断成长中，“保护弱者、伸张正义、播撒爱心”的追求始终没变，为无数社会弱者提供义务法律服务，帮助他们走出绝望和无助的困难境地。

在我看来，为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助人。如果我们给予别人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就会时刻感觉到精神回报，感恩所得的回报还会促使我们更多地去给予。

2005年我到贵州考察时，发现当地很多贫困高中生上学困难，甚至有些基层法院的法官，为了孩子上学，白天审判，下班之后蹬三轮车为孩子攒学费。这让我感到很痛心，当即决定设立一个资助贫困地区高中学生的项目。回北京以后，我通过武大北京校友会，发起了“珞珈改变命运工程”，请校友牵手贫困高中生家庭，很快就筹集到 50万元。这些善款委托贵州高级法院、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进行发放。更让我高兴的是，该行动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国家拨款解决了许多贫困高中生的学费和食宿问题。

2015年 5月，万鄂湘（右一）在河北省保定市就环京津贫困带扶贫工作进行调研

这些年，我用自己的绵薄之力资助了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他们之中有的都已经考上了大学，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2015年，我在河北保定开展“博爱牵手”活动时，与曲阳县孙家庄困难户孙胜科老人一家结了亲戚，老人的两个孙女已在博爱小学免费上学。去年过年，小姐妹俩给我发来一段视频，听着她们稚嫩的声音唱着：“心中的小梦想，一闪一闪在发亮，穿越年少的迷茫，我会变得更坚强；心中的小梦想，一天一天在成长，天赐我一双翅膀，我会看到那最美的光……”我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下来。是啊，我们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爱和梦想的种子，相信有一天，这颗种子会生根发芽，孩子们也会在自己的逐梦路上关爱更多的人。

履职路上建言法治中国

当我走出学校，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神圣的国徽和国旗下，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日后担任民革领导职务乃至国家领导职务，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程时，我欣慰的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奉献一己之力。

参政议政方面我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选题一定是在自己研究和长期关注的领域之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正因为此，我的建议尤其关注司法体制改革。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由我主导的提案《关于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以民革中央名义提交。这份提案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此后，中共十六大报告吸纳了这份提案中有关司法改革的内容，这让我非常惊喜和激动。

长期以来，社会法制是民革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优势领域。当选民革中央主席之后，我有了更大的发挥专业优势的平台，那就是用我的法学专长带领民革全党在社会法制领域履行职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贡献力量。

近年来，在全国政协的履职平台上，民革中央提交了一系列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关的提案。

比如，民革中央水资源司法保护的提案直接助推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民革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3家联合组织的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调研报告，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纳了8条建议中的7条。

拿 2016年来说，民革中央就充分发挥在社会法制领域的参政议政优势，从法治德治相结合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深度聚焦“精准立法促进社会文明”课题。目前，我国深圳、武汉、杭州等多个城市已经实施或正在探索为“文明”立法。该不该为“文明”立法？如何平息争议？当前地方立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提升立法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我多次率领调研组，先后赴四川、陕西、山西、吉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十多个省份开展实地调研。调研成果《关于精准立法促进社会文明的建议》，获得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法委高度重视，全国人大法工委上门“办理”。

为落实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的有关精神，我带领民革中央与多所高校和法学研究机构进一步深入研究法治促进社会文明的经验和标准体系，联合起草了《社会文明促进条例（示范文本）》，通过政党协商等渠道，为地方立法机关提供参考。

参政议政活动推动了相关工作，民革法制类提案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吸引了更多社会法制方面的人才加入民革。如今，民革党员中担任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副部级 1人，厅局级 12人，在法院担任处级实职的 39人，在检察院担任处级实职的 25人。民革在该领域的人才智力优势不断凸显，集聚了人才，加强了凝聚力。

用镜头传承民革优良传统

2012年底，在民革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接过新一轮接力棒。回想我 1990年加入民革到现在，一晃 27个年头过去了。我对民革组织愈加热爱，对民革优良传统的体会也愈加深刻。

民革主要创始人、第一至第四届中央主席李济深在临终前对身边同志嘱咐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让后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永远和我们保持一致，代代相传。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民革优良传统的核心，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近 70年来，民革形成了许多无比珍贵的优良传统，其中有四点，即“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携手前进，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发挥优势，积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民革优良传统的核心。它值得每一个民革党员好好学习和继承，从中不断获得启示和鼓励。

我曾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了一个关于民革中央原副主席贾亦斌人生经历的视频。在制作该视频过程中，我搜集了很多宝贵的史料，进一步重温了贾公长期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光辉事迹和一生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尚品质，深受鼓舞。这让我进一步意识到，用镜头记录下民革党史资料和抗战老兵口述历史非常有意义，它不仅能推动全党学习继承民革前辈的优良传统，而且能够激励和启迪后人，对于做好政治交接、薪火相传具有积极意义。

为此，从 2013年 8月开始，民革中央首次号召在全党范围内积极开展抢救性采集民革前辈史料专项工作，为民革前辈中年事已高的黄埔老人、抗战老兵和民革老领导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

2015年8月20日，万鄂湘（左二）观看由团结报社举办的『铭记与关爱︱镜头中的抗战老兵』图片展

老领导、老同志们面对镜头娓娓道来，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我每次观看视频也都深受感动。像张克明、李业初这些老前辈，作为民革成立历史的见证人，他们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民革成立前后的人与事娓娓道来，为我们再现了民革成立当时所面临的复杂政治环境以及民革前辈为追求民主、追求进步，为新中国建立无私奉献的奋斗经历。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民革会接受而且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解了民革优良传统的内涵。另外，相当一部分被采访的民革前辈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他们从普通士兵的角度，讲述了战争的残酷，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坚韧的民族意志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令人惋惜的是，才短短三年时间，一些接受采访的老领导、老士兵就病逝了，像民革甘肃省委会采集的 12个人中，有 5位已经离世。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此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227人、时长 16000多分钟、存储容量 7700多 GB的全高清视频以及手模手印、题词、照片等电子化资料……充分展示统一战线的优势和特色，成为教育民革广大党员继承和发扬民革优良传统的生动教材。这项工作与后来开展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的内容十分吻合，采集民革前辈史料工作又成为民革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特别是“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会上吐心声

早在美国耶鲁大学求学时，我曾与同学辩论过形态各异的政党制度。武汉大学和耶鲁大学两所优秀法学院的求学经历让我习惯用国际视角看待问题，也让我在思辨古今中外政党制度后，对我国的政党制度有了清醒的认识。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好不好，关键是适不适合本国国情。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一直未能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经过很多失败、很多经验教训后，由历史选择确定的政治制度。中国不是没搞过多党制，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个，结果怎么样呢？政党恶斗，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种经济发展成果与现行政党制度间的因果关系，谁也不能否认。我相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还将发挥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因为中国人民希望的是经济持续健康向好的发展，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包括我们的政党制度。

然而，有许多人尤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了解并不多，也不够深。这就需要我们重视讲述并讲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故事，传播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阐释中国人民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的中国方案。

我清晰地记得，2013年 3月 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新一届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集体亮相，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外媒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我们知道作为民主党派，你们的职责是提出建议，但是你们是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参与多党竞选？”当时，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把问题抛给了我。

这个问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但对我而言，关于我国政党制度，我已经深入思考了多年。我把这个问题当做一次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机会。于是，我详细阐释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什么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履行好参政党的职责。

我说，中国有一句老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肯定有一种制度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是必须要坚持的。

记者会上，我的回答都是我在学习生活和履职实践中的真切思考感悟。

我永远忘不了 2000年 4月 29日这个日子，那一天，我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忘不了，并不是因为头衔中那个“长”字，而是因为我特别珍惜“大法官”这个头衔，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学识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一位法学研究者人格的最大认同。这不是我个人有多大能耐，而是时代的机遇—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民主党派成员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成为一个重要标志。

针对非中共人士担任国家机构实职，一直有一种声音：会不会没有实权，有“花瓶”之嫌？

我用亲身经历回答：“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我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所具有的权力和其他副院长没有任何区别。”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2年，我分管民四庭。这是专门针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涉外案件会大幅增加且具有很强专业特征而设立的，有关涉外、涉港澳台的经济、投资、贸易、海事、海商案件以及外国法院的判决到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等都归民四庭管辖。一个涉外案件就是一场国际官司，国际官司又可能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所以每一个要签署的判决书，我都要反复推敲，标点符号也不能放过。因为所有涉外案件都要满足 WTO的透明原则，审判过程和结果都公开，为此我们在扎实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还创办了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大型专业审判网站—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站，体现了我国涉外商事海事司法的公正、开放、透明。

任职过程中，凡是分管范围之内的事，我负责的案件我都能拍板定案。最高人民法院的所有会议，比如说院长办公会、重大人事任免会议我都参加，并且我的建议和提议时常成为最高人民法院一些重要决议的内容。没有人把我当外人，我自己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花瓶”。

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我代表民革中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召开的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上积极建言献策，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其中多条建议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和政府决策时被采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这两个制度框架下，我非常自豪和荣幸地参与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履职经历告诉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能够有效避免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也能够有效避免—党专制、缺乏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

2004年 5月，万鄂湘在意大利罗马出席世界法律大会

记得在 2007年，我到耶鲁大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又给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作了一次讲座。课堂上，我看到十多位大陆学生的面孔。这不由得让我想起 20年前，班级里一共才两位同学来自大陆，这也是我们国家繁荣进步的一种间接反映吧！

讲座结束后，我打开电脑给大陆学生播放了自己拍摄和编辑的高清视频，其中就有《祖国颂》《五星红旗》《今天是你的生日》。看到视频画面，这些海外游子个个饱含热泪，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思乡情结和爱国风尚。我想，人人都有家国情怀，爱国爱家不需要理由，爱国情怀最没有代沟。

抚今追昔，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广开进贤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把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合在一起，汇聚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合力。（周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