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的苏州，是世所公认的书画重镇。沈周、文徵明、祝枝山、唐伯虎等人的文采风流，令吴门（苏州）风韵远播后世。而这群人之间的往来书信，则还原了他们作品之外的另一面。

8月3日，“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对外开放，展期截止至10月22日。展览共展出49通书信，展现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会为一茶一饭的享受而欢欣、会在风雨天里盼望故人来访，也会为生计发愁，为债务焦头烂额。

文人性灵之外，亦沾染世俗烟火气，要为钱财家用、家人和气仔细考量。即便是给妻子的简短家书，生性认真的文徵明落笔依然法度严谨，一丝不苟。在信里，他询问妻子家中亲人出殡之事的进度，并让她再拿二两银子使用。他一边嘱咐妻子要节省，一边反复强调不能为了钱财与兄弟家计较。作为艺坛领袖的文徵明在家务事上竟然也是一丝不苟，考虑细致。

“世俗生活”与“艺术世界”构成了展览的两部分。而在展厅中央的一块巨大展板上，明代吴门书画家们的关系网被勾画出来。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研究员孙丹妍告诉第一财经，这张图针对的就是此次展览中的信札。在整理上海博物馆大量明代信札的过程中，她常有柳暗花明的感受：“读到一份信札，会发现，原来他们之间也会有交往。字里行间，能够以小见大。”这张图表勾勒的是吴门文士的另一个侧面，他们之间或是父子、翁婿，或是师生、朋友。孙丹妍从这些书信中搜寻的关系网，几乎网罗了吴门三代重要书画家。

醇厚的人情

孙丹妍看来，在这张巨大的关系网中，吴宽与王鏊是两位至为重要的人物。前者曾任礼部右侍郎，后者则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们与沈周交情深厚，一同提携、推介了诸多后辈书画家，具有很高的人望。也正是因为这种爱护后辈、爱才惜才的风气，吴门得以聚集人才，成为对中国艺术影响深远的艺术群体。

展览中的《吴宽致欧信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封信札曾被吴湖帆收藏，并定名为“乞情贴”。在论文《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信札研究数题》中，孙丹妍详细考证了这份书札所涉曲折故事。

弘治十二年（1499）的科场舞弊案曾经震动朝野，也是唐伯虎一生至关重要的节点。那年二月的春闱，户部官员弹劾会试考官陈敏政收受贿赂，向江阴考生徐经、唐伯虎透题。这桩案件纷争数月，官员相互猜疑攻奸，却终究没有定论。此后，唐伯虎被贬为胥吏，不得任御史、知府，也不得考进士，通往高阶官僚的路被堵死。在京做官的吴宽便写信向唐伯虎即将充吏的地方长官求情。他先是陈述他所知道的舞弊案真相，为唐伯虎辩白。在信的后半段，他又提出请求，希望对方善待他的这位同乡。据孙丹妍考证，这位吴宽致信的“大参大人”就是浙江参政欧信。在信中，吴宽不光拜托欧信，还请他向另外两位地方官求情。

吴宽这番言辞恳切的求情能否发挥作用？这已经验证。因为，高傲的唐伯虎最终还是拒绝充当胥吏，选择在诗酒书画中渡过光阴。

当然，展览中的信札并不都像《吴宽致欧信札》那么沉重。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虽偶尔吐露困窘与孤独，但都以温暖的友情为底色。比如，祝枝山给文贵写的一封信就颇有趣味。在这封信中，祝枝山以狂放的草书写出一份邀请文贵来家做客的信，并以骆蹄为“诱饵”。此信翻译为白话文就是：登上高处，被风吹落了帽子，虽然我牙齿不好，很少饮酒，但怎么能在家里孤零零地对着风雨呢？骆蹄已经熟了，请您中午前过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博戏，一起把它吃掉吧。

某一天，沈周又向祝枝山写了一封信。他先是大赞祝枝山诗文高妙，“可以媲美元稹和白居易”。之后，话锋一转，沈周又告诉他，丰厚的酬劳恐怕是要打水漂，见到的只有零星的报酬。说到这里，还添了一句“呵呵”。

孙丹妍告诉第一财经，信札所透露的信息往往不全面，在这里，沈周所说的酬劳出自谁手，究竟牵涉怎样的钱财往来，目前尚不知道。但她觉得，沈周写下的“呵呵”二字带着一些自嘲，也只有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用这两个字。

“明代的文人信札还是比较随性的，讲求性灵的。这与明代小品文的流行也有关系。清代就不同了，从信的内容到格式都更加正襟危坐。”孙丹妍说。

艺术世界

吴门书画家们的往来信件，往往会涉及对对方诗文、书画的评论。这些评论以极力称赞为主。他们也常常共同品鉴某一件名人佳作。比如，文徵明长子文彭就写信给藏书家钱榖，请他共赏石翁的册页。赏画的同时，文彭还提议，要与钱榖一同品尝惠山泉水泡的新茶。

在文彭给钱榖的另一封信中，他大谈新近看到的书画、印章、古玩，其中包括北宋郭熙的高头大卷、一卷《西园雅集》图、一卷《江山晚兴》图以及一枚玉印。他还贴心地告诉钱榖，自己遇到了几部难得一见的奇书，因为对方是藏书家，所以告诉他这些信息，请他留心。

展览的信札中，文彭给钱榖的书信明显多于其他文人的通信。孙丹妍告诉第一财经，这与钱榖的收藏习惯有关。“一来他认识很多人；二来，他是藏书家，有保留书信的习惯。所以，我们保留下来的钱榖书信就特别多了。”

明代文人的书画交换经常涉及金钱交易。只是，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这一点常常表达地较为含蓄。在上博此次展出的信札中，相互委托写文作画的事情也几次见诸笔端。繁荣的书画市场也催生了伪作、代笔的现象。

在书画家黄姬水给朋友的信札中，他写道，文徵明和谢时臣的画都是假的，陈淳的是真迹，价格也只在分数，不能再多了，扇面上的诗也是作伪的，有两字认不出，难以补笔。可见，明代书画市场，伪品并不罕见。尤其是如文徵明这样的大家，仿冒更是普遍。展览中一通《文徵明致明甫札》中，文徵明则向他的这位亲戚借元代画家王蒙的《剑阁图》临摹。之后，他又提到自己画的一把扇子，虽然不怎么好，但的确是亲笔所画。可见，当时，文徵明已经有代笔的情况了。

孙丹妍在书信透露的家长里短中看到了一些不同于历史评价的真实状况。比如，在历史上，明代书画家王宠博学多才，以诗文和书法闻名，而且面容俊美，被世人认为是脱俗之人。可他的真实生活与普遍印象中的“文人雅士”相差甚远。在他写给哥哥王守的家书中，讲述了许多生活困境，比如对债务的焦虑、对耕作收成的不满、以及在雇工问题上的精细计算。“也许正是生活的困窘，让作品显得更为脱俗，因为那是他的桃花源，他需要借此开怀。”孙丹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