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政府冲得太靠前了,但往往政府一厢情愿选择的东西,市场反而会消化不良。这件事上的政府作为,恰恰是懂得如何退、有勇气收。收的过程需要勇气,也需要有作为,如果收不回来,市场就很难立起来,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时间了,这个道理是经受得起考验的。”

冬至一过,中国民间所谓的“数九严寒”正式到来。但在这几天,来自西方对于中国经济的预判热度持续升温——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家权威机构,在年中多次给中国经济增长率“加分”之后,又选择在年末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在2017年能够获得6.8%的增长率。

按照联合国的最新说法,中国经济在2017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占到了1/3。更有全球经济“大咖”级研究机构表示,中国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引领下,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绩。就连报道角度颇为挑剔的美国《时代》杂志,也在专门的版面提到,中国赢了,就是世界赢了。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数量上的赢已经不是发展的目的,我们要的是质量,要的是策略。

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指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推动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以此为题,来听听委员们如何说。

不破不立

淘汰无效供给,政府之手要退

所谓“破”,即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

“无论是破无效供给,还是立新动能、降实体成本,要实现这三点,核心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从这三个方面看,市场和政府的配合,重心应有所区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成钢这样说。

在朱成钢看来,从破的角度看,政府的作为与市场是不同的,政府要做好社会保障,当年在推动国企改革时,在大量国企关停并转的同时,社会保障承担了托底工作。而让哪个企业活下来,让哪个企业自然淘汰,政府要放手让市场做选择。

“从追求高增长速度到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破、立、降可以被视为具体的实现方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这样说。

谈到破,刘志彪认为,这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改革,以促进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不破不立。”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看来,破就要破除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保证经济发展高质量,就要满足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比如很多小而美优质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或贷款成本很高,而一些“僵尸企业”一方面能够从金融机构“吸到血”,另一方面因为存在从而还在造成“失血”,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大对其的清理力度,让优质企业轻装前进。

破而后立

培育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

所谓“立”,即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朱成钢表示,大力培育新动能,主要还是让市场起作用,“现在政府冲得太靠前了,政府有些一厢情愿选择的东西,市场反而会消化不良。在这件事上,政府应该懂得如何进退、有勇气收。收的过程需要勇气,也需要有作为,如果收不回来,市场就很难立起来,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这个道理是经受得起考验的。”

谈到立,徐晓兰认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新动能产业如何蓬勃发展,这对许多部门来说都是一个命题。

“一方面,原有的制造业要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既可以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还能带来强劲的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和新动能。以后者为例,目前的数字经济更好的是以电子商务,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消费类经济,但数字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数字和智能时代有哪些诉求?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充分挖掘和发力,如数字医疗、数字健康、数字养老、数字体育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徐晓兰以智能体育和智慧养老为例。

“智能体育产业有着庞大的需求,按照国家规划,到2025年,体育产业规模要达到5万亿元,而体育产业发展的未来更多的是智能技术与传统体育产业深度融合,从而焕发更蓬勃的发展生机。同样,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对于医疗、居家养老等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猛增,在这种情况下,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的信息服务、数字产品等产业,也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遇。”徐晓兰说。

降本增效

资金成本降下来企业动能升上去

所谓“降”,即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从降成本的角度看,朱成钢表示,政府要冲在市场前面。“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要达到降的目标,就需要政府作为。”朱成钢表示,应注意降低资源成本,较为集中的成本是土地价格,现在企业要付的场地租金较高,而这一市场价格的操控手段也在政府手中,因此必须下定决心把土地成本降下来。

这一点上,徐晓兰的看法与朱成钢近似。据她介绍,目前企业生产成本较高、压力不小,其中就包括人力成本的增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买房租房压力大:“举例来说,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其工资二分之一用来租房或者还月供,企业要发展人才是保障,这就带来一系列的企业成本增加,同时也推高了生产成本;再比如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依旧降不下来,融资成本不降下来,企业内生动力就会减弱。为此,我建议,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控制房价,另一方面,逐步放开准入门槛,让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充分参与竞争,营造更好的竞争环境。”

“降成本是为了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然,在降的领域中,还要考虑推动供应链升级。”刘志彪认为,降成本也是为了创造和优化发展环境,而只有供应链的升级,才能真正弥合成本上升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