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庭！”12月14日上午，随着法槌敲响，一起“民告官”案件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旁听席上，来自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食药监总局等16家有执法权部委的100多位领导干部，专程前来感受法庭的庄严和法律的神圣。（12月27日《人民日报》）

不可否认，在这起“民告官”的行政争议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代表，北京市怀柔区政府有关负责人，首先必须亲自到庭应诉。这是因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应诉行政案，是履行法律义务的“规定动作”。2016年5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对此有了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然而，来自6家部委的100多位领导干部，旁听这起“民告官”案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自选动作”。

事实上，这起“民告官”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宗土地闲置了18年，区政府既不收回，也不让企业开发，企业认为区政府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并决定起诉镇政府，将这个行政争议交给法律去裁决，显然是一种理性选择。事实上，法律裁决比行政决议更公正、更有强制性，也更有执行力。更何况，对于这起行政纠纷，即便是行政决议有了结果，也难以保证是一个公正的标准答案。可见，民告官，官应诉，是必不可少的法律程序；而民告官，官旁听，则是学法、守法、用法的一种有益实践。

然而，行政纠纷交给法律裁决，并非意味着百分之百公正；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应讼，也并非意味着行政权力不会干预司法。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的高度重合，人、财、物高度依赖于地方，由此，法院等司法机关，被习惯看成地方政府的机构，导致审判权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个案独立受到很大程度的牵制，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可见，百名官员旁听“民告官”案件，目的是为了教育、警示和监督政府部门的官员，首先应规避“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

换言之，百名官员旁听“民告官”案件，是一堂生动的依法行政课。过去，“告赢了也执行不了”，是“民告官”又一难点所在。为破解“执行难”症结，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社会影响恶劣的，可对相关负责人予以拘留。然而，有了“拘留负责人”规定，并不代表一切办事程序都会规范，公权践踏私权的官场乱象就可以终结，公众的合法权益就能够得到根本保障。只有将权力关进法律“笼子”，建立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规避以权代法、权大于法之类的行政乱作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民告官”执行难的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