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８日电题：张孝骞的遗产
　　新华社记者李柯勇
　　一摞小本子、一根拐棍、一个听诊器，这是张孝骞的三样遗物。
　　在记者的采访中，每位医生都满怀敬畏地提起它们，似乎这几个普通物件背后藏着道不尽的秘密。
　　如今，知道张孝骞这个名字的人不多了，他已经离世３０年。生前，他职位不算高，连一本书都没出过，也没有给子孙攒下多少财富，却留给后世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
　　医生们景仰他，将他视为一个时代的高峰。
　　患者们怀念他，说让他看病是一生的幸运。
　　１２月２８日，北京协和医院隆重纪念内科老主任张孝骞诞辰１２０周年。当凝视他那三件遗物时，人们会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医生？
　　小本子：“医道秘诀”究竟在哪里？
　　巴掌大小的笔记本，几十册，整齐地码在协和医院院史馆一张老木桌上。打开来，里头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病人的姓名、年龄、病案号、病情、初步诊断等，纸张已然泛黄。
　　作为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张孝骞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却终生没有一部独立著作。在今天看来，这着实有些不可思议。除了一些单篇文章外，他留下的就是这些小本子。
　　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张奉春说：“他绝不是随随便便记的，那简直就是一个资料库。”
　　“８５后”内科医生夏鹏刚来协和就听人讲过，当年查房，张孝骞总拿着小本子，遇到一些特殊病例，随口就说，你去参考某书的某页，就摆在图书馆哪个书架的什么位置；或者说，这类病哪种杂志报道过，截至哪年，总共有多少例。年轻医生跑去一查，果然丝毫不差。起初，夏鹏还以为这只是传说，后来偶然翻阅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旧病历，才发现这样的情况竟不止一次被记录在案。
　　曾有不少人想整理张孝骞的小本子，从中探求医道秘诀，却都迷惘而归，无人能够还原那些只言片语背后的幽深思考。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医生们对一名习惯性骨折的病人束手无策，请张孝骞来会诊。只见他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又一遍在病人身上摸索着，忽然，在右侧腹股沟停了下来，那里有个谁都没在意的小肿块。他想了想说：“这大概就是病根。”
　　医生们一头雾水：肿块究竟是什么性质？与病人的症状有什么关系？
　　张孝骞建议，把肿块切除。
　　大家惊奇地发现，术后，患者的病情很快好转了。
　　而更大的惊奇还在后面——病理诊断证实，肿块为功能性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此前的世界医学文献中，总共只报道过７例。
　　“张老的判断力太惊人了。”张孝骞“重徒孙”辈的消化内科医生吴东说，“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要不是极热爱医学，不可能掌握这么渊博的学识。”
　　１９８１年，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会议组织者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临床病例，作为“擂台赛”题目。来自各地的专家们纷纷作出诊断，但分歧很大。最后，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了张孝骞身上。他精辟分析，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而病理诊断结果证实，他的论断完全正确，全场无不叹服。
　　张孝骞总能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洞察力之强，有时甚至超过机器。张奉春回忆，有一次会诊一个胃肠病人，超声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张老亲自给病人查体，手法很复杂，哪里深，哪里浅，位置、角度都有考虑，过一会儿说：‘这儿有个肿块。’大家又去摸，都摸不出来。既然张老说有，那就重新做超声，调换角度，左转位，右转位，终于——看出来了。”
　　一次又一次“奇迹”积累起了张孝骞传奇般的声望。人们说，他为中国医学写下了一部“无形的巨著”。年事已高时，他每次都由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去查房。年轻大夫们前簇后拥，毕恭毕敬，如众星捧月。
　　然而，他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不止一次谈起自己的失误：上世纪５０年代，由于他没能及时发现一位病人的静脉炎病史，间接导致其出院后因肺动脉栓塞死亡。
　　“当医生的时间越长，信心反而越小。”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总觉得，一个医生不管他的本领多么高，他对病人病情的了解，是无限度的，是无止境的。”
　　张孝骞参加会诊的协和老楼１０号楼２２３大教室迄今保持着原貌，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夫还记得当年的情景：他总是歪着头，眼睛凑近小本子，仔细地记录。晚年的他右眼几近失明，左眼一米以外就看不清人，每天要靠扩瞳药物维持视力，但仍坚持做笔记。他小心吃力地记着，字还是不知不觉写串了行……宁静的灯光照着他的白大衣，照着他衰老的秃顶和驼背，照出的不像一位被尊为“医圣”的大权威，反倒像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
　　真正的秘诀，也许并不在那字里行间。
　　“我们最应该继承的，就是张老真诚对待医学的态度。”张奉春说，“无论何时，踏实行医、虔诚治学的心不能变。”
　　拐棍：“医生能离开病人吗？”
　　那根竹拐棍，是张孝骞晚年另一个“标配”。他去哪儿都拄着，用得太久，手柄都磨掉了漆。
　　直到８９岁，他还拄着拐棍去诊治病人。
　　１９８６年７月，呼吸内科医生陆慰萱想请张老帮忙看一个疑难病人，又很犹豫。那时张孝骞已确认了肺癌，一直痰中带血。后来，张孝骞还是听说了，拄起拐棍就出了门。
　　正是酷暑，烈日当头。从门诊楼到老楼的８楼２病房，要走５００多步，爬４２级楼梯。有电梯，但按规定只能用于转运病人，张孝骞严守规定，步履蹒跚地去爬楼梯。不难想象，对这个生命只剩最后一年的老人来说，那段路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当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病房门口时，陆慰萱和病人感动得都呆住了。
　　那天，张孝骞为这个病人忙了两个多小时。
　　这，是他一生中看的最后一个病人。
　　拐棍不离开老人，张孝骞离不开病人。直至８５岁高龄，他早已辞去内科主任职务，还坚持一周两次门诊、４次查房的惯例。
　　查房时，他常会指出，以前哪年、在哪个病房、哪位医师主管过类似病人。有时连主管大夫本人都忘了，他却记得很清楚，让众人目瞪口呆。甚至二三十年前看过的病人，他都能说出姓名、病历号，仿佛一直陪伴在病人身旁。
　　在现实生活中，张孝骞生就一副耿直、执拗的性格，不懂得、不了解的东西，绝不随声附和。对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甚至把写得不合格病历摔在地上，绝不顾及什么面子。连子女们都怕他。他的次子张友会说：“只要父亲在，家里就静悄悄的。”
　　但是，从来没人见过张孝骞对病人发脾气。
　　“很多病人找到家里请父亲看病，他从不拒绝，而且不厌其烦。”张友会说，“有时候我们都有点烦了，他还一遍遍地讲解，生怕病人听不懂、记不住。”
　　１９８１年初，北京郊区某医院一位医生来找张孝骞，请他为一个年轻农民作书面会诊。看了病历，他感到单凭现有材料还不能下结论，就叮嘱那位医生，再给病人完善两项检查。
　　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回话，张孝骞越等越焦急。让助手打电话一问，检查只做了一项。他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办公室内转了几圈，然后说：“不能等了。走，马上去看病人！”说着，拉上助手就向郊区出发了。当然，又拄上了他的拐棍。
　　那么冷的天，那么大的专家，那么大年纪，却亲自跑来，那个从未见过张孝骞的农民病人和他的医生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作为一代名医，张孝骞什么身份的病人都见过，却从不以衣着华朴、地位高低、关系亲疏来决定医疗态度，从来都一视同仁。
　　不论什么人写信求医，他都亲笔回复。协和档案中，至今保存着他与各地老百姓的很多通信。如果来信人是北京的，他还会随信附去一张门诊预约条，客气地写上：“你要是方便的话，来医院我再给你看看。”
　　后来他年纪大了，回信越来越吃力。学生想代写，却被他婉拒：“病人啊，因为尊敬我才给我写这封信，如果我马马虎虎让别人回答一下，对病人很不礼貌的。”
　　再后来，他实在写不动了，为此深感自责。
　　１９８６年１月４日，８９岁的张孝骞在日记中写道：“复几封人民来信，占去不少时间，有些字的写法记不清了，必须查字典！衰老之象，奈何。”
　　这几行字，不知让多少后辈唏嘘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