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干扰素之父”

5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侯云德酷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隔70多年,侯云德仍清楚地记得,在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写道,“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为了当时国家需要,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础研究中,在国内首次分离了一系列副流感病毒,揭示了其传播规律,然而,“基础研究固然能看清病毒的‘真面目’,但找到能对付病毒病的武器,解决患者的痛苦则显得更为迫切。”侯云德回忆说。

90年代,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门口留影/资料图片

70年代初,侯云德在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这种50年代就被国外科学家发现的糖蛋白当时已经被制备成抗病毒药品,但进口价格昂贵,极为稀缺,这引发了他强烈的科研兴趣。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自己的干扰素?几经探索,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然而,8000毫升人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一支两百五十分之一毫克的干扰素,当时成本就要一百多元人民币,这样的药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推广使用呢?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这一消息轰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侯云德。他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去哪儿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 年,53岁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时代的先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评价,“侯云德可谓一名真正卓越的科技工作者。”

90年代,侯云德在指导学生实验/资料图片

随后的10多年里,侯云德带领团队利用基因技术先后研制出8种基因药物,并全部实现了技术转让,α1b 型干扰素拿到批文后,由深圳一家公司规模化生产,仅短短两年就夺回由国外产品占领的60%的市场份额。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至今难忘,在1991年的一天,侯云德将他叫到自己办公室,打开抽屉,指着满满的干扰素论文对他说,“小程,咱们国家现在还缺医少药,好药靠进口,你说这些论文要是都能赶紧变成药让老百姓都用上,该多好啊!”

侯云德与同事程永庆交流/资料图片

如今,侯云德的梦想已经一步步变成了现实。目前,我国90%以上的干扰素药品实现国产,α1b 型干扰素在我国已经使用数千万剂,用于数百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的治疗,并每年为国家创造上亿元的外汇价值。

直到今年,这位中国“干扰素之父”还在叮嘱程永庆,“虽然国外的干扰素300元一支,而我们只要30元,但在乡下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 我希望,价格能争取降到20元一支,要让所有人都用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