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堪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外来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中国化，一方面是由于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思想精神上相通，二者都具有包容或宽容的精神；另一方面佛教乃中国社会之所需，传入中国以后，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佛教史来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就是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佛教中国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适应中国社会，形成了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历史上中印两国政治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印度的种姓制度、婆罗门至上等观念，使得印度神权高于王权，然而中国历史上神权则一直从属于王权之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适应新型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历代帝王也认识到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能够起到社会教化，有助于稳定社会和国家政权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大多数封建帝王也愿意在其权力能够掌控的范围内保护和支持佛教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将佛教纳入了国家事务管理体系之中，并专门针对佛教中的有些事务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相关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特色的国家管理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僧官制度、试经度僧制度、度牒制度、僧籍制度等等。与此同时，佛教也主动调适，形成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爱国爱教思想。佛教的爱国爱教思想，主要反映在“报国王恩（或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慈悲利他精神中。所谓报国王恩，说明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尊重贤明的君王对国家的治理，勤修善行，以佛法辅助国家的道德教化。所谓报众生恩，就是因为世间因缘无尽，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应当时刻常思报答。中国佛教不仅在思想上有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实践着大乘菩萨“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积极精神，涌现出大量抵御外侮、除暴安良的爱国主义事迹，为国家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

第二，佛教义理中国化，即在文化上与儒道等固有的文化相互融合吸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佛教积极吸纳了儒家和道教的东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并且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佛教义理中国化最重要的内容体现在中国人对印度大乘佛教的自觉选择与吸收。大乘佛教中六度、四摄、四无量心等菩萨利他的思想，以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的修行方法，大乘佛教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悲誓愿，认为成佛的根本在于救度众生，即为利益众生而发心成佛，与中国文化中积极进取的精神亦相契合。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圆融无碍的思想，以及菩萨不离众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具有浓厚出世倾向的印度并未形成风气，却在传入中国以后得到了发扬光大。受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的圆融统一思想的影响，华严宗的理事圆融，天台宗的烦恼即菩提，无不肯定了现实人间对于修行的重要意义。尤其是禅宗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将高深的佛法贯彻于平常的日用生活之中，与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具有一致性。

第三，僧团制度中国化，即在僧团组织制度方面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形成独具特色的农禅并重的传统。僧团制度是指在中国佛教僧团中，于戒律之外，由佛教界领袖所制定的丛林管理制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清规。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道安大师的僧尼规范等，后来百丈怀海禅师始创的禅林清规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性制度，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从中国历史上看，禅宗清规对维系佛教的存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唐代禅宗兴起而定型后，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有所损益，但总体来说在中国汉地佛教发展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且为汉传佛教的其他各宗派所引用通行，保证了僧众在丛林中正常而清净的生活，维持了佛教僧团的稳定。

第四，佛教信仰的中国化，即在信仰形态方面适应了民众的需求，形成了中国佛教内容丰富的菩萨信仰。菩萨信仰与大乘佛教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印度佛教中有众多的崇拜对象，如佛、菩萨、阿罗汉，在中国佛教中，菩萨信仰逐渐成为信仰崇拜的重要的对象，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儒家“兼济天下”精神的影响，也就是古代印度来华的高僧经常说的“震旦有大乘气象”。在中国佛教中，逐渐形成了以观音、文殊、普贤、地藏为代表的四大菩萨信仰体系，分别代表了大乘佛教的悲、智、行、愿四大精神，在此基础上，相应形成了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和九华山四大名山道场，对于中国佛教信仰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观音菩萨的信仰千百年来早已广泛流传，甚至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说法，观音菩萨慈悲救世的精神在中国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第五，在文明交流和佛教文化传播方面，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以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曾有无数来自南亚、东南亚、中亚的佛教徒到中国传法，带来大量经典及其他文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中国僧人到古印度及中亚国家求法取经，涌现出大批西行求法的高僧，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鲁迅称赞他们是中国“民族脊梁”，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印度佛教在13世纪以后逐渐灭亡，中国作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成为了北传佛教的中心，中国佛教僧人又将大乘佛教传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如唐代著名的律宗高僧鉴真应请赴日传法，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师。在历史上佛教与这些国家的友好交往过程中，这些异邦传法的高僧，作为和平的使者，既弘传了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又传递中国佛教徒维护和平的信念和要求和平的声音，使得佛教文化成为联系和沟通这些国家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

从中国历史上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教不断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宋元明清以后，佛教在与政治、经济、信仰形态、僧团制度等各个方面依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调适，使得佛教不断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不能把佛学中国化等同于佛教中国化，而认为隋唐时期已经完成了佛教中国化，更不能否定中国佛教传统，主张回归印度佛教源头。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应该继续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积极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国文化相适应，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负时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贡献。

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是努力弘扬和实践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思想源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由太虚大师针对明清以来中国佛教严重脱离现实的社会人生、充斥着死后及鬼神等低俗迷信倾向等而提出来的，成为影响深远的佛教内部革新运动。随着赵朴初居士及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努力推动，人间佛教思想已成为中国佛教思想上的共识和发展的主流。人间佛教思想的出现，就是要改革佛教不适应时代社会的内容，尤其是要革除在历史上形成的鬼神化、迷信化等内容。在当今时代，尤其要反对商业化、世俗化等弊端，倡导佛教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内容，更好地发挥佛教文化建设、道德实践、慈善事业等积极的社会作用。

总之，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应该重新认识佛教中国化，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对佛教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