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11时40分，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外科大夫郭庆源值完夜班后突然出现胸闷、心慌、气憋等症状，后做了心电图初步排除心梗，大夫建议住院。就在同事在帮助办理住院手续时，郭大夫突然出现抽搐症状后呼吸暂停，经四个小时抢救无效死亡。（1月24日 中国新闻网）

媒体披露，郭大夫年仅43岁，事发当晚共接诊38人，原本8时30分下班，因交班等工作一直未能按时离开。这一细节的曝光，极易让人将郭医生之死与疲劳诊疗联系起来。的确，考虑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而“三甲医院”常常人满为患，供职于此的郭医生，其日常工作不可能太轻松。事发当晚长时间、高强度的加班工作，很可能是压垮郭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疲劳诊疗所导致的猝死事件，近年来在医务人员中屡见不鲜。三甲医院两周内倒下三骨干医生、连做5天手术抢救患者后过劳逝世、医生连续工作36小时累倒在ICU……类似的新闻，曾一次次地通过媒体传播引发公众关注与唏嘘。

中国医师会于今年1月9日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则用更为详实的数据，披露了“中国医师的休息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严峻现实——男性被调查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0.90小时，女性为49.79小时；三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时，二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51.13小时，一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48.24小时。

疲劳诊疗具有双重危害，不仅让医务人员面临巨大的生命健康威胁，同时也影响着患者所获取的医疗服务质量，乃至其生命健康。从这个角度来看，医务疲劳诊疗的危害跟“疲劳驾驶”很相似。像治理“疲劳驾驶”一样关注“疲劳诊疗”，切实为医务人员减负，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1984年，一名叫Libby Ziond 纽约女大学生因急救无效最终死亡。她的律师父亲发现，参与急救的住院医师不仅超时工作，而且需要同时照料40多名患者，因而一时疏忽未能察觉Libby Ziond的忧郁症病史和用药史，这影响了诊疗，导致了Libby之死。此后，在这位父亲的推动下，纽约州于1989年通过了著名“Libby Zion法”：“住院医师每周的总工时不得超过80小时，或连续24小时以上。”

以立法的形式，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长进行限定，对疲劳诊疗背后的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出台中国版的“Libby Zion法”，事实上早已成为一种呼声，但困难之处在于，立法执法的现实基础一时难以形成。强行而上，恐怕会形成多输局面。

要看到，疲劳诊疗的存在，与巨大的医务人才缺口有关。前不久刷屏的新闻“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全部病倒被迫停诊”，将儿科医生存在三十万缺口的问题暴露在大众面前。不仅如此，“我国每万人拥有全科医生1.51名，人才缺口约有9万”“影像科医生缺口或达几十万”等现实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如何填补人才缺口，平衡医患之间的供需关系，就当下而言，仍然是一道尚需时日破解的难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可作为。例如，别再错误地鼓励医务人员疲劳诊疗了。长期以来，医生超负荷工作累倒、累瘫的故事，常常被作为正面典型来宣传、表扬甚至是奖励，由此而出现了“最帅医生”“最美医生”。不能否认，这些医务人员身上有着可贵的奉献精神，但是，考虑到疲劳诊疗的双重危害，即便无法予以完全禁止，我们至少也应淡化对这种行为的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