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北京要打赢“三大攻坚战”，其中之一就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市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一提法，让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市人大代表的王金南和贺克斌都感到兴奋。但他们也指出，当前北京污染源结构已有变化，工程减排发展空间不够了，必须通过精治、法治和共治，向管理要减排。

现状

大气污染进入转段期

防治大气污染，须对症施治。本市2014年发布的PM2.5来源解析结果显示，常年情况下，区域污染传输占北京市PM2.5污染的28%至36%，本地污染排放占64%至72%。而在本地污染排放中，机动车又占本地排放的31.1%，燃煤占22.4%，工业生产占18.1%，扬尘占14.3%，农业、餐饮油烟、汽修等其余污染排放占14.1%。

四年过去，北京PM2.5来源发生什么变化？市环保局尚未公布具体数字，但透露了一个特点，当前，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入新阶段，呈现出“转段期”污染特征，即燃煤污染基本得到控制、机动车为主导的污染特征更加突出、工业生产型污染与生活消费型污染并重。

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产业能源结构的调整，城市正常运转和市民日常生活“刚性”排放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本市污染来源呈现布局分散、治理难度大等特点，“最后一公里”落实力度不均衡等情况时有发生。

分析

工程减排上升空间不大

在环保领域，开展污染物减排大致有三种方式，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市人大代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为北京保卫蓝天的成绩和决心点赞，但他也指出，北京已经连续多年持续治污，再往后推进，工程减排的空间不多，减排成本也更高，应重点提升管理减排水平。

持这种观点的不只他一人，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透露，中国工程院在对全国的“大气十条”的评估中，已经发现在过去五年，包括北京在内很多区域末端治理工程的潜力越来越小，未来要再指望利用工程技术减排，空间非常小了。

对此，市环保局表示，“转段期”污染特征决定了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从“结构性减排”向“内涵型减排”转变。今年，本市环保部门将以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为重点，在污染物减排领域上进一步拓展，重点管控重型车和产生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并逐步向生活、农业等领域延伸。

建议

制定移动源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两位院士都认为，应该通过精治、法治和共治推进管理减排。

贺克斌认为，治污要用科技手段来找准“准心”，并精细地管住控制对象。查看相关单位有没有真的改进，还可借助科技手段一辨真伪，比如在重污染天儿，可通过企业的光学发热点情况、工业用电量来精准判断是否停工。

说到“法治”，贺克斌还带来一个建议。目前数据表明，控制机动车排放是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贺克斌调研发现，广东、江苏、重庆等地已出台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但北京尚欠缺类似详细罚责条款，不利于开展精细化管理。

他还将一些问题归类：一方面，移动源超标问题复杂，针对车辆尿素添加不足，后处理装置控制造假等不同问题，需要详细的法律支撑，才能有效监管；另一方面，行业管理精细化不足，比如，目前大气法对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报告的有对应罚则，对检测软件篡改等其他违规行为没有罚则；再者，部分管理制度还有缺位，比如，公安部门对排放超标车辆进行处罚，主要依据大气法和道交法，但无对应罚则，仅用代码处罚，不足以形成震慑，而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它移动源没有注册登记制度，监管难度较大，也需建章立制。

他建议，应尽快研究制定本市地方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精细化管理，加大机动车污染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