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北京而言，疏解非首都功能、减量发展是一个基本选项。正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所说，减量发展不是减少发展，而是通过减重、减负实现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疏解是减量最直接的手段，而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才是减量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民革北京市委也在深入调研中摸索着答案。

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下降0.1%。这是自2000年以来北京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1月19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这则消息引起广泛热议。

事实上，根据相关统计，“十二五”以来，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增量双双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北京人口发展变动的趋势，折射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背景下，包括人口控制在内的减量发展，正在加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和支持首都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近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些都说明首都的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于北京而言，疏解非首都功能、减量发展是一个基本选项。正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所说，减量发展不是减少发展，而是通过减重、减负实现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疏解是减量最直接的手段，而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才是减量的目的。

为了达到目的，减什么？怎么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民革北京市委也在深入调研中摸索着答案。

记者 齐波 摄

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并不遥远

北京，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首都，以其灿烂的历史闻名于世，也因其患上了一定程度的“大城市病”，给市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不美好”。

从国际上来看，“大城市病”是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大城市所具有的普遍现象，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一。从全国范围看，北京的“大城市病”正是我国社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真实写照。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优质资源被“虹吸”到北京，行业间发展不充分导致部分领域核心要素过多集中于北京。为进一步理清北京减量发展思路，2017年初，民革北京市委成立专题调研组，先后与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委、昌平区、门头沟区等研究机构、职能部门和区县联系沟通，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深入了解当前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减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问题，旨在结合实际提出符合北京下一步发展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调研中，民革北京市委看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战略部署，把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推动了疏解整治促提升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可喜成绩。比如，制定实施了《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梳理了2015-2017年工作要点和各年度重点项目，实施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超额完成《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关停退出1200家的任务目标等。

天更蓝了，草更绿了，水更清了———这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

新时代要肩负起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任务，必须正确处理好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城市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疏解非首都功能必须与提升“四个中心”的首都功能、落实总规相结合；必须与首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保持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相结合；必须与提升城市品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相结合。民革北京市委希望通过减量发展打造的新北京应该是以2300万常住人口为基数，科学配置资源要素，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合理稳定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制定详细发展规划有序推进减量发展

2017年9月29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总规》）正式出炉。第一章就提出，“北京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分规划，九分落实。在民革北京市委看来，《总规》明确了北京“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但围绕《总规》的落实还缺少进一步具体规划。

如何处理好政策配套与政策衔接问题？民革北京市委建议，围绕首都功能定位尽快出台首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坚定发展经济的信心，引导市场要素有序流动。通过“四个中心”建设带动服务业、文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别是依托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北京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超级计算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大力推动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在支持创新中获得发展新动能。

在海淀摸底调研时，民革北京市委选取了海淀区服务业中贡献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业、IT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业、教育及科研信息服务业中的50家产值3亿元以上的公司为样本。通过现场访谈、数据收集、问卷调研等方式，调研组发现，这三大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雇员中近75%是高职专科、高中、初中生。

由此分析，减量，必然涉及到减少劳动力人口及较少地区生产总值规模，这倒逼我们要思考培育新的增长点问题。民革北京市委认为，减量的目的是促进高质量的发展，推进减量发展的路径一定要有新思维。一方面，要客观评估并正确处理好疏解对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下降的影响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发挥首都科技创新优势，在疏解中调整中优化劳动力结构，以人工智能技术弥补劳动力不足，细耕优势产业，提升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促进协同发展确保高质高效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核心和首要任务。然而，从当前来看，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国内外典型经济区相比，其一体化水平偏低。特别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大背景下，疏解地与承接地之间的政策缺乏协同、衔接不力。比如有些企业无法迁出、政策衔接有漏洞、疏解成本较高等。

为此，民革北京市委提出，可以围绕新版《总规》在京津冀整体层面统筹规划，发挥北京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科技、劳动力、土地、金融、环境等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

疏解，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民革北京市委建议，按照疏解重点区域、疏解功能、疏解项目进行科学分类，细化疏解标准，着重加强大专院校、医疗机构、行政单位等公共服务资源疏解工作的统筹规划。此外，统一全市各区疏解标准，研究制定分类补偿标准，调动疏解对象的积极性，实现对重点区域集中连片疏解的效果。一方面，对调整疏解的企业在土地、税收、资金补贴等方面，出台详细规定，避免不同企业相互攀比；另一方面，对疏解相关人员安置、分流、培训、异地工作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非首都功能被疏解后谁来承接？如何避免出现“多区对一市、一企多地争”的无序竞争局面？调研越深入，民革市委越发现，推进疏解与承接地在对接平台、产业政策和人才服务等方面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民革北京市委建议，构建统一的功能疏解工作体系，由市级层面整体与周边省市进行对接，科学遴选一批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接地，重点打造一批疏解功能集中承接地；加强与承接地的产业政策对接协调，明确、落实疏解项目的土地、税收、环保、资质、监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提高企业跨区域布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人才服务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完善有利于人才跨区域流动的社保接续、就医结算、人才互认等公共服务政策，增强承接地的人才吸引力。

民革北京市委进一步提出，作为非首都功能输出地的北京和非首都功能集中承接地的雄安新区，以及正在建设中的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正在输出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区，要提出一揽子实施方案，在政策设计和实施操作上应该放在一个平台上统筹谋划，兼顾各方利益，确保政策有效衔接、精准落地。

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保护

当前非首都功能界定虽然已经有了定论，但从操作层面看，非首都功能与首都功能有时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民革北京市委认为，首都功能需要一定规模和类型的非首都功能的支撑，太强会制约首都功能发挥，太弱也会支撑不住首都功能发挥。所以，要继续细化非首都功能疏解方案，比如如何科学测算保留哪些、规模多大及与户籍、就业、医保、教育、税收的关系等，都要在严格的“双控”“三条红线”的约束下，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科学谋划，系统考量，提出外迁疏解、疏导疏解、调整升级等实施方案。

不可否认，北京现有腾退空间碎片化现象严重，缺少统一规划，大量腾退出的土地搁置时间较长，未能有效利用。民革北京市委从调研中了解到，由于关系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网点建设滞后或不足，腾退空间后的市场空白未能及时填补与迅速跟进，导致了百姓生活的不便和缺失，甚至使一般餐饮、蔬菜和副食消费价格普遍上升。

百姓不仅需要绿水蓝天，也需要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大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不应该被疏解掉，小区的菜店和早点铺还是需要及时补位的，这是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民革北京市委看来，京津冀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北京市主动担当，率先突破，基本保持了只出不进的良好态势。接下来，还应该下大力气保证首都市民身边的生活便利，以提升人民幸福感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从群众身边生活的小事入手，进一步谋划好生活性服务业的改革发展。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说，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我们从子孙那里借来的。未来几十年甚至百年后的北京是什么样儿？美好，或许正是我们的共同向往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