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任期里，我从原来的教育界来到了妇联界。这些年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十分关注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问题，也曾多次提交提案。今年来到妇联界别后，我发现组里有很多委员都对这个话题十分关心，大家也经常就这个话题在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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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上午，我们小组专门就“0-3岁婴幼儿在看护及教育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并且邀请了全国妇联和教育部的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大家的讨论给了我很大启发，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近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许多妈妈都面临生不起、没精力带的难题。从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字来看，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实际上全年住院分娩数为1758万，比2016年的1864万减少106万，下降5.7%。出生人口数不升反降。我认为，二孩养育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照料负担是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三大重要原因。二孩的生养哺育势必要占据育龄职业女性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影响其职场生涯，使得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此外，经济成本使许多家庭不堪重负。现在，由于0-3岁公共托育服务的缺失，不少家庭只能通过聘请保姆、月嫂的方式照料婴幼儿，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照料负担日益增加，致使他们在二孩问题上望而却步。

我所在的学校女职工占大多数，所以特别能体会她们在这方面的需求。讨论中，我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学校的做法：为了帮助女职工减轻照看幼儿的负担，让她们能够安心工作，我们尝试着在学校里开办了0-3岁和3-6岁两个托幼班。职工家长们每天上班来把孩子放在托育班里，下班之后再领走。如果有需要，中午还可以照看，应该说较好地解决了女职工的后顾之忧。

听了我的介绍，有委员表示并不是所有单位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对此，我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托育形式较为单一，大都以小时制为主，全日制、社区资源中心较少，无法满足社会多种需求。因此，建议加大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尝试全日制、半日制、小时制、社区式、住家式、资源中心式等多种托育形式，扩大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覆盖面。

讨论中，不少委员都提到了托育师资缺乏的问题，我也十分认同。目前，托育专业师资匮乏，缺口很大。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高校可增设早期教育专业或方向，对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职后教师培训方案进行进一步整合，形成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长期和短期培训结合的一体化培训方案，为各类托育从业人员、管理人员提供持续的专业成长服务。近年来，我所在的学校也在进行相关课程的研发，并且设立了早期教育专业，希望能为托育师资的培养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委员们的发言结束后，列席会议的全国妇联和教育部的相关负责同志回应了大家的讨论，他们也表达了有些情况存在主管部门不明确、职责不清晰，且各部门职责相互交叉重叠的问题。这和我今年提案中提到的“建议尽快理顺各部门关系，明确职责，建立起由教育部门主导，卫计委、妇联、社区、托幼机构协同配合的托育工作管理机制，各尽其职，各负其责”是一致的。我期待有关部门能尽快制定托育服务的政策法规，比如托育服务机构的市场准入、服务质量监管等，来推动和保障0-3岁托育服务工作健康发展。

目前，0-3岁婴幼儿的看护及教育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问题，更关系到我们基本国策落实和社会的发展。基于巨大的社会需求，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体系亟待重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妇联、社区、高校、社会资本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合力，以实现孩子、家庭、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