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家的女孩，正趴在店的一角看视频

流离虽苦，却能赚到真金白银。

黄家四口人没把这秘密掖着。黄守军带着上海赚得的微薄现金第一次回乡时，自家的债还没还清，亲戚都涌来借钱。理由包括生病、盖房、孩子结婚，这些家都穷得拿不出钱。当时村里有句歌谣，“油篓真奇怪，老到无人管，少到没人爱。”

黄守军回忆，当时他就想着让村里的人赚钱，都富了，找自己借钱的人就少了。他开始在村里宣扬自己在上海的经历，撺掇乡邻外出谋生。结果第一年，就有好几家同样背债的男人跟着他来了上海。

黄守军的干儿子李中运就来上海“讨生活”。他每天5点出摊，有时7点还卖不出一张饼。走投无路的他买了最便宜的毛笔和墨汁，又从垃圾箱里翻出块旧木板，上书“正宗沂蒙山杂粮煎饼，香脆甜，营养丰富，老少皆宜”，摆在摊位旁边，人气慢慢聚集。

李中运的摊位第一次有人排队那天，他收摊后去隔壁肉店割了几块钱的肥肉，回家搁上辣椒爆炒，和同村的兄弟喝了顿酒。两个大男人喝着喝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油篓的村民们渐渐扎下了根，开始和城市发展的车轮一同向前。流动车被取缔后，大家渐渐搬进了固定摊点。再后来，开始租用早间无人营业的餐馆，一些生意好的家庭有了自己的门面。煎饼从1块5涨到如今5块起步，经营尚可的夫妻档，年收入从刚来时的一两万元，渐渐稳定到了现在的二三十万元。少数几家人还承包了学校食堂，或者开饭店、连锁，成了“老板”。

日子的变化真切地体现在这张薄饼里：曾经又黑又重的煤炉被统一替换成煤气罐，再后来只允许用电。黄有良一家刚开始做饼时，里面夹的油条，很快换成了薄脆和鸡蛋。这世纪的头几年，人们喜欢加肉；可最近，培根和鸡柳又不再流行，豆芽海带金针菇等各色蔬菜成了新宠。

黄友良目前居住的旧宅

也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摊煎饼

手艺只传给临近市县的老乡。关键理由只有一个：唯有老乡开店，才会商议价格和位置，避免恶性竞争。

黄友良统计，这几年，先后有20多位老乡在他的店里打工，学会手艺后离开，其中不少人自己开店。无依无靠的大城市里，摊煎饼的手艺是联系乡情的纽带，更是安身立命的本钱。

“我们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

2000年前后，黄友良家人住的棚户区开始被拆迁。市中心的大规模建设直到前几年才停止。父亲和黄友良开玩笑说，“房价太贵，终于拆不动了。”至此，他们已经在上海搬了近30次家。

身处上海的油篓村民并不关注城市规划，可只要一起吃饭聊天，就能摸清哪里在大拆大建。

除了拿卖煎饼的钱在老家换出崭新的房产，这些村民很少有能称之为“家”的地方。多年前的某天清早，黄友良像往常一样准备开摊，却发现自己租的门面被水泥堵死了。

改变生计的变故有很多，比如饭店嫌弃煎饼太杂乱，不愿再出租档口；居民觉得污染环境从而举报。2015年底，一家媒体为了博人眼球，给油篓写了篇“家家开跑车、住别墅，收入秒杀上海土著”的网文。过完年后，很多摊主都收到了通知——你们这么有钱，我们要涨房租。

“我们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黄友娥总结说，自己对上海有着亲切感，除了恋旧的感情，也因为这里生意好做。

李中运在上海发展几年后，毫不犹豫地去了江苏南通的大学城。他坚信，扩招的大学里有着更好的生意。李中运在校外租下一个餐厅，准备大干一场。可很快，有当地人给他传话，“餐厅的位置我们看上了，赶紧滚蛋，不然揍你。”

他最终请几个“混社会”的人解决了这场冲突。可类似经历让他愈发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夹缝里求生的异乡人。饭馆处在学校门口，会有来路不明的混混在他的店里吃饭赖账，甚至砸玻璃。报警后他担心被报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枕头下都藏着一把磨好的菜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