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摊煎饼的手艺日渐精湛，压力却越来越大

黄友良家的店虽然不大，但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找到固定门面，他有些自豪。

这里距离静安寺不出几百米，步行到遍布奢侈品的恒隆广场也只需10分钟。平日从他家叮叮当当的鏊子前走过的，不乏满身香气的白领丽人和一脸好奇的外国人。黄友良为此特意做了块红底金字的招牌，下面写着一行小字，“pancakes huang restaurant”。

这个80后的终极梦想一度是“让沂蒙煎饼走向世界”。2014年1月，他在QQ空间庄重地公布自己的“新年计划”：让儿子上寄宿制学校、开五家直营店、申请“煎饼黄”商标。

遗憾的是，这些目标至今无一实现。

刚来上海，父亲就告诫黄友良，煎饼摊得越薄越好，最好入口即化。20多年过去了，他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压力却越来越大。

5年前外卖兴起，他亲自送餐，提着十几袋食物冲进迷宫似的写字楼，最终绕

了空中停车场，怎么都出不去。裤兜里的手机还不停响着催单电话，急得他想哭。

后来几家大平台开始有自己的外卖专员，黄友良又发现，平台拿走20%的抽成，还要拿30%的成本搞促销优惠。即使把自家小吃涨价、减量，钱最后还是被外卖平台赚走。

他的堂弟黄卫东在松江大学城开店。黄卫东说，两代四口人每天清晨6点起床，凌晨入睡，经营一家店铺，除去飞涨的房租和其他成本，二三十万元的年收入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其实不如打工的收益。

他记得十几年前刚来大学城时，店铺的年租才1.8万元。如今房租涨了10倍，竞争远比过去激烈。

他们一家人也想过开分店增加收益，可浦东一处位置尚可的门面，年租大概三十万元，算上装修成本和启动资金，需要一次性投入六七十万元。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这也恰恰是油篓村民遭遇的窘境。油篓村60多岁的村委书记皱着眉头告诉记者，“煎饼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很多村民小本经营，拿不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不另谋出路。大城市对店面规模和配套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煎饼这种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

这两年，黄友良很多做餐饮的朋友回乡，临走时脸上挂着无奈的笑。听说上海到2035年只增加85万常住人口时，他既担忧，又不意外。过去即使在静安区中心，也有衣着稍显邋遢的民工来买煎饼，这两年已经看不到了。

这座城市近来唯一一次给予他极大的信心，是本地一家电视台前来拍美食纪录片。播出后，门店前排队的人数足足增加了一倍。

不过几天后，同样看了纪录片的卫生主管部门也闻风而来。当时还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黄友良不得不再花20万元，重新整修店铺。

曾经带来希望的煎饼鏊，是不是顽固的宿命

家门前那几座流光溢彩的百货商城，黄友良带着家人进去几次，什么都没买。看着动辄标价过万的奢侈品，他觉得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过了便是惊恐。

即使在城里待了20多年，幼时形成的消费观根深蒂固地留在村民身上——李中运每天在东方明珠下穿行，却从未想上去看一眼。他觉得上百元的门票太贵了。

“大城市赚钱容易，存钱难。”如今回到油篓，开农家乐的李中运总结，在大城市的日子就是要拼命，攒够下半辈子养老的钱。

2003年，黄友良在静安区看中两套房子。一套是公寓，每平方米大约5000元，总价30多万元；另一套是临街的商铺，1万一平方米，20万元就能拿下。黄家存了3年积蓄，几乎能全款买下一套，可老爹黄守军喝断了他的念头：“就算买得起，你住得起吗？”

当时的黄守军能列出一大堆上海的缺点：天总是阴霾；米饭不如面食好吃；上海老人有优越感，喊他“乡宁”(上海话“乡下人”的意思——记者注)。相比之下，在外赚到钱的家庭纷纷回村建起洋房和公寓，草房和瓦房被推倒，整个村子焕然一新。

这位带着村民走出大山的男人盘算着，等存下足够的钱，家乡也已发展起来

回家种地打点零工，正好颐养天年。

他没有想到的是，如今已经68岁，还在上海漂泊。老人这几年回村，也试图寻找谋生的路子，跟着他回老家的孙子孙女压根记不清“油篓”的名号，把老家唤作“酱油村”。他们不满地嘟囔：“什么地方，白天还不如上海的晚上亮堂。”

按村支书的描述，这片土地上有两个油篓：一个是平时的村子，街上空无一人，到了晚上，老人小孩用智能手机，和远方的亲人视频；另一个是春节假期的油篓，返乡的私家车把村里堵得水泄不通。村里的喜事基本都集中在这时，烟花爆竹整日响个不停。

夹缝中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老人。比如李中运，他今年55岁了，80多岁的老父亲卧床不起，必须回乡照顾。

很多油篓的老人到了晚年，不得不被接去大城市，蜗居在狭窄的棚户房中。

同样面临选择的还有年轻人。黄友良五叔家的孩子黄刚是90后，父母都在上海做煎饼。他上小学时也跟来，进了一所小学。父母每天忙，顾不上管他学习。他上网、辍学，六年级开始打工。可搬运类的体力活太累，技术工种又做不了——最终能让他安身立命的，也只有那张熟悉的鏊子。

黄守军日益感到，曾经带来希望的煎饼鏊，如今成了顽固的宿命。他回不到家乡，只能继续骑着三轮车，驮着数百斤的大葱和香菜，穿梭在老上海的巷道里。

一些改变在乡村发生。这几年，油篓所在的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油篓村附近的山上办梨花节，打算建星级酒店和美术写生基地，还要在附近开发景区，这成了许多村民的最大盼头。

据说梨花盛开时，山谷飘满清香，油篓村被梨花和游客环绕。李中运回村开了农家乐，他发现政府这几年扩宽公路，交通变得方便，游客也开始增多。村里经营和生活成本低，农家乐不需要每天开张，就能维持日常的生活。

这种改变及时且必要，尤其对于“沪漂”黄守军这类老人。去年年底的某个清晨，他试图搬起一筐上百斤的土豆时，突然脚底发软，瘫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