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从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字来看，2017年全国住院分娩数为1758万，比2016年的1864万减少106万，下降5.7%，出生人口数不升反降。二孩养育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照料负担，被认为是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三大重要原因。如何缓解0至3岁婴幼儿入托难、入托贵，解决职场父母的孩子托管难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3月26日《工人日报》）

“入托难”，在我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存在，尤其是3岁以下的托育服务更显得不足。我国城市中，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不到4%，而发达国家该比例平均高于30%。托育不足带来的，就是我国幼儿机构的超负荷运转，如报道中提到的，2016年，我国幼儿园共有23.98万所，在园幼儿达4413.86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有249.88万人。师生比达到1:17.7，远低于1:5～1:7的教育部规定标准。

“入托难”给职场父母出了难题，也制约着育龄夫妇的生育愿望。目前我国有32.9%的3岁以下婴幼儿全职母亲因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平均中断就业时间达两年以上。在未中断就业的母亲中，超过47.8%的女性因照料孩子每月平均请假1.7天。60.7%的“一孩”母亲因为“没人看孩子”而不愿生育“二孩”。可见，“入托难”已影响生育率的提高，不利于今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可持续性增长。

“入园难”的原因复杂，其中，既有公办幼儿园不足的问题，也有社会力量办幼儿园门槛高、收费高等问题。公办幼儿园是人们口中的“优质资源”，人们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那里。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让孩子那么幸运，这涉及到户籍、住房等多种限制。而把孩子送到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又不能轻易做到；普惠型民办幼儿园很有限，费用、便利程度等又使一部分家庭望而却步。

我国的托幼体系，一直延续政府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但近年来，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尚无法满足所有适龄儿童的需求。而在有条件的单位，如机关或事业单位，为了解决自己职工孩子的入托问题，自办了幼儿园。但这些幼儿园数量很少，一般也不对外服务，虽然分流了一部分孩子，但从整体上看，“入托难”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其实，在政府投入不足（也不可能全部满足需求）的条件下，最有希望成为缓解“入托难”帮手的民办幼儿园，应该是民办幼儿园，这才是弥补需求的主力军。然而，民办幼儿园，如私人办或社区办幼儿园，在办学过程中举步维艰。就是说，政府对民办幼儿园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不是为其设定的门槛太高，就是这些有心想办幼儿园的单位或个人，在开班托幼机构的方式上，与社会的需求不一致。如有些人想办婴幼儿日间照料中心或全日制托育服务早教中心，而有些人则想办社区小型互助式托育服务机构，因此，很难得到资质许可。

可见，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高民办幼儿园的吸引力、保证公办幼儿园的名额公平分配、缩小公办与私立幼儿园的价格悬殊，就是当务之急。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制度供给不一样。公办幼儿园享有更多的政策照顾和财政投入，而民办幼儿园却像没爹没娘一样，在现实运作中，如履薄冰，自谋出路。而这背后，又是学前教育非义务教育化，以及民办幼儿园非公益化所致。

由此，在政府主导的同时，各方如何形成合力，关键就在于“一碗水端平”，不可厚此薄彼。如实行同样的补贴、考核、监管等，即参照义务教育的办法，一是将公办、民办幼儿园纳入同样的评级考核体系，按照不同考评级别拨款；二是同样按人头(生源数量)补贴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