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费振刚称，他曾参与一次会议，“他俩（指沈阳与高岩——记者注）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女孩子已经死了，所以需要处理”。但记者注意到，北大4月8日公布的当年处分文件未提及发生性关系、性侵等情节，北大中文系多名教师也回忆称，作出处分之后的全系大会上，并未公布这些细节，他们如今对性侵的说法感到意外。

对于性侵或发生性关系的说法，如今人事关系在南京大学的沈阳予以否认。今年63岁的他已于2011年离开北大，同年获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但有不少网友则对北大当年的调查仍存疑虑。有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如今对沈阳刑事追责较难，除非出现突破性证据，或有证据证明当年公安机关对沈阳的处理在程序或取证上有疏漏，导致结论有误。

高岩曾多次自杀

高岩自杀事件发生于1998年3月11日，一个星期三。高岩的家人回忆，事发当天，高岩的父亲傍晚6点多回到家，觉得房间味道不对，他打开窗户通风，又打开厕所门，这时发现了已经自杀的高岩。

家人转述的警方勘查结果称，有人看到高岩当天下午3点左右回到家中，尸检结果显示，差不多也在那时，她打开了家中的燃气。

在4天前，3月7日，高岩已在家中尝试过开燃气自杀。那次自杀被正好回家的母亲周树铭及时发现了。

当年，高岩22岁，正在读大三下学期。她出生在教育氛围颇为浓厚的家庭，母亲周树铭退休前是知名的北京育才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父亲也在北京市教研中心工作。学生手册上，一名教师对高岩的评语是：自尊心较强，性格内向，文静，有较强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这桩自杀旧事如今已成舆论场“公案”。高岩当年的好友发帖称，自杀与高岩的老师沈阳有关。

沈阳与高岩的交集始于1995年9月。彼时博士毕业两年的沈阳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给本科生上现代汉语课。高岩当年刚考上北大中文系，并担任班级学习委员。

在周树铭的印象里，高岩大一上学期“还是挺好的”，但从下学期开始，“（变得）不太高兴了，回来没声没笑，不太言语”。周树铭表示，追问之下，高岩说，本来她以为北大清华是最高学府，“没想到有这样的老师”。

“这样的老师”指沈阳。周树铭回忆，高岩的说法是，她起初觉得沈阳讲课讲得挺好，但后来发现沈阳很讨厌，总叫她“收钱啊收作业啊这个那个”。周树铭安慰她，为同学服务没必要这么大怨气，“她说不跟我说了”。

到了大二上学期，1996年12月，高岩留下了一封遗书。那时她刚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韩国奖”，在信里，高岩感谢父母的培养，并嘱咐一定要把奖金领回来花掉。这次遗书事件有惊无险，周树铭说，这封遗书现在已经丢失了。

周树铭回忆，高岩的精神状态在大二下学期变得更差了，“说这个学校不想念了”。因为担心高岩的身体，周树铭带她看了医生，医生说高岩存在忧郁的症状，还开了一种药。

“后来她没有吃，我很担心，问为什么不吃，她说她没有病。”周树铭说，她问女儿没病怎么睡不好觉，“她急了，说‘你甭管’。”

按照高岩好友的说法，1996年，也就是大一下学期、大二上学期这段时间，她陆续听到高岩诉苦，说沈阳邀请她乘教师校车，又请其到家中学术恳谈，最后被脱光衣服。她称，高岩“日益不再如以前快乐”。

该好友回忆，紧接着，1997年夏天，沈阳约即将升大三的高岩吃饭，高岩对好友表示“再也不想和沈阳见面，只想最后和他谈谈”，而沈阳对高岩冷嘲热讽。此后的秋冬，则是高岩“最悲怆与艰辛”的时候。

至于高岩受到的另一舆论压力，该好友称，源于沈阳对另一名同班女生称“高岩是神经病”“高岩勾引他”。

不过，沈阳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这些说法。

1997年年初，高岩的家人发现她在试图割腕自杀。还有一次，周树铭回家敲门却无人应答，进门后发现女儿在睡觉，“我觉得（那是）不太正常的睡觉，就送去了医院”。那次，高岩服用了安眠药，医院随后洗肠处理。

“女儿说：人活着，行尸走肉，没意思。”周树铭告诉《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她安慰女儿说“怎么会没意思”，毕竟进入了理想的学校，“你多顺啊，你干吗这么想？”考虑到高岩的心情，周树铭还为喜欢小动物的女儿养了两只小鹦鹉。

但高岩自杀身亡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警方曾询问高岩与哪些男士接触

高岩的父亲回忆，高岩自杀之后，警方起初曾向他们了解案发当日及前两日的情况，那时，谁都没提到沈阳这个人。

“后来，警察找了我们，说（尸检结果显示）你女儿不是处女了，问我她接触过的男孩都有谁。”高岩的父亲说，这一回，他们才想到了沈阳这个人。

周树铭也回忆，当时她的说法是，中文系有个叫沈阳的教师，不太好，但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证据。

按照北大今年4月8日的通报，当年，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组对有关案件进行了调查取证，于1998年3月作出了事实认定，给出了调查结论，其中涉及沈阳行为不当、违反师德。

记者注意到，这份通报没有披露警方事实认定的具体内容。

高岩的家人此前见过沈阳一次。周树铭说，那是某个星期六下午4点，高岩的父亲下班回家，一开门，沈阳就从女儿的房间里出来了。沈阳自我介绍了名字，高岩的父亲说“沈老师你好”，接着沈阳离开了，高岩的父亲没来得及追问太多，“我们也没再问闺女，（她）本来情绪就不好”。

关于这起自杀事件，北大中文系教师张波（化名）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称，最初，警方找沈阳问话时，他称二人是恋爱关系，故有亲密行为，这些信息随后传入北大；后来，学校开会前夕，沈阳对外强调的措辞，是“女孩纠缠自己”。

在张波看来，沈阳1993年博士毕业留校，刚开始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很好的，但后来，不止一个学生反映称，沈阳会在课堂上举一些涉及性暗示的例子。

北大中文系教师宋清（化名）则直言，沈阳“有点让人讨厌”，有时比较轻浮，对一些女生存在拍拍肩膀等类似的动作。

2011年离开北大之后，沈阳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的评价里也存在争议。支持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沈阳学术造诣颇高，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力，在南大时，未有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传言。而质疑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沈阳近年仍然有时会在课堂上举一些有性暗示的词作例子，还要求学生造句。

4月7日傍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尝试联系沈阳核实情况，电话无人接听。

在女儿自杀后，周树铭曾到北大中文系找沈阳讨说法。彼时临近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周树铭在中文系的小院里叫喊着：“沈阳，还我女儿！”保安则劝她离开。

后来，中文系一名时任负责人在学校教务处接待了周树铭夫妇。高岩的父亲回忆，该负责人介绍了3点情况：警方调查说高岩是自杀，沈阳本人向学院称未与高岩谈恋爱，系里愿意出高岩在医院的停尸费。

1998年3月24日，事发将近半个月后，高岩的遗体被火化了。据称，沈阳没有出现在高岩的葬礼现场。

周树铭感到惋惜，女儿特别用功，虽然学习中文专业，但高考数学考了130分。做作业时不会的几何题，可以研究到凌晨2点，学校老师特别喜欢她，“从小学习各方面都不用我们操心”。

北大处分文件称沈阳与女生交往的行为不当

对沈阳作出行政处分决定，已是高岩自杀4个月后的事。

费振刚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自杀事件正值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大家很忙，他也没过问这件事，“主持会议也好，讨论的问题（也好），我都没有怎么去调查研究过”。后来，他参加了北大党委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

“当时讨论问题就是说，他俩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女孩子已经死了，所以需要处理。”费振刚说，当时，与会者没法从法律上认定这个事情，“就说他俩发生性关系了，这就是当时的说法，连（发生性关系的）性质都没有。”

费振刚说，那次开会没讨论二人是否存在恋爱关系，“女孩子已经死了，（即使）说是恋爱关系，孩子死了以后，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了，不然我们处理他干什么呢？”在费振刚看来，当年那个社会环境下，就算是恋爱关系中发生了性关系，也是学校不允许的。

不过，记者注意到，北大今年4月8日下午公布的当年处分文件中，并未记载前述发生性关系的说法。

这份落款为1998年7月的文件显示，该校认定，沈阳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给中文系本科生上现代汉语课期间，与高岩接触较多，1996年5月，沈阳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曾与高岩数次通信。

该校认定，1997年1月，沈阳回北京度假，高岩去沈阳住处，要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与高岩恋爱，但当时却回答说“那你就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待1997年6月从香港返校后，沈阳终止与高岩往来。

北大给予了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理由是，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的交往中行为不当，违背了《教师法》有关规定。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沈阳则坚称，自己与高岩“第一没上过床，第二没发生过性关系，第三没谈恋爱”。

宋清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北大作出前述处分之后，沈阳被要求在全系大会上作检讨。会议在中文系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宋清说，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务，不是专门为沈阳开的会。

受访中文系教师均表示，那次全系大会没有提及沈阳与女生发生了性关系，更没有提到现在网帖所称的性侵。因此，他们对性侵的说法感到意外。

“沈阳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费老师严厉批评了沈阳。”宋清说，沈阳当时的说法是：之所以与学生拥抱，是因为“女生纠缠他”，自己担心女生出事儿，就“安慰性地跟她拥抱”。宋清认为，这样的检查不够诚恳，更像是辩解。

张波也告诉记者，按照当时开会的说法，沈阳的行为是不符合师德的。

他说，当时，尸检发现高岩已经不是处女，但因为时间过去较久，警方不能认定与她发生关系的人就是沈阳，故无法从法律层面上进行处理，“这样一来，学校也没办法对他做过重的处理，虽然有人提出要开除沈阳”。

“系领导（当时）说，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女儿、妹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在宋清看来，沈阳这件事做得非常不对，对这个女生的死负有责任，虽然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道义上的责任是肯定有的”。

最终，北大中文系在《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中认为，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高岩的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很不慎重，高岩之死虽确属自杀，但沈阳在与其关系上处理不当，无疑会使高岩思想上产生强烈刺激，沈阳又没有及时向组织反映自己与高岩交往等情况，以争取组织的帮助，以致酿成严重后果，造成了极坏影响。

迟到的校园反性骚扰制度

“不合适，（处分）给得太轻了。”周树铭称，如今，她希望北大方面能解释该处分是怎么作出的，沈阳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她对记者说，她起初对这个处分不知情，后来，还是北大学生当年告诉了他们这个处理结果。

另一些质疑者则认为，应该公布调查的会议纪要等文件，并说明当年都调查了谁，是否曾向如今反映沈阳存在性侵行为的学生了解过情况，并评估是否需要重新启动调查。

20年来，高岩的父母没有再申诉、上访。今年70多岁的周树铭说，她与丈夫身体状况都不行了，爱人做了心脏支架，自己也病得厉害。

周树铭说，自己目前不接受道歉，“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而这20年以来，除了一名北大教师因借书的事情来过之外，沈阳及其他北大教师、领导没再看望过高岩家人，“你对家属这么大的损失做了什么工作了？”

前述处分文件是今年4月8日上午在北大官网公布的。官网同时还称，该校校长主持召开了北大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专题会议，会议通报对高岩自杀事件相关情况的复核结果，还表示要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管理中的宽松软问题、对制度的不完善问题，要进行深刻严肃的反思并引以为戒。

此前，南京大学文学院行政已发《声明》称“沈阳已经不适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在此阶段，停止沈阳从事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书育人工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也声明，终止与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早就应该这样做。”周树铭说，但不能这样简单地止于此，“应该好好反省”，“南大接收人才为什么不（仔细）看档案？”

沈阳对自己“师德”被指责的说法并不服气。4月7日下午，他向多家媒体记者群发短信称：“我想发出一个弱弱的呼喊：三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请问，这种定性靠什么：哪个正式决定上有这个结论？哪个事实支持这个结论？难道仅仅靠舆论左右？仅仅凭某个人采访中的回答？这太可悲了吧！”

但有不少网友认为他仍在说谎，并不知悔改。

对此，一名律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目前该案所有证据仅是他人的证言，只是旁证，且直接当事人已故，又无重要物证，按照“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若要从刑法角度向沈阳追责十分困难。除非出现突破性的证据，比如公安机关曾提取了嫌疑人体液、毛发等，但基于当时技术条件无法提取生物证据；或者有证据证明当年公安机关对沈阳的处理，在程序或取证上有疏漏，导致所下的结论有误。

如今，当年缺位的校园反性骚扰制度建设正缓缓到来。北大官网称，前述会议还讨论了《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这据称是2018年1月初以来，该校委托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组织专家起草的，并与学校多个部门负责人员进行了多轮次讨论。

官网称，对于建议稿的适用范围，学校反性骚扰的机构设置，对性骚扰行为的投诉、调查、认定、处理程序以及反性骚扰的教育与预防工作，会议也进行了研讨。

本报北京4月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杨慧彩 贾天荣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4月09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