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交警联合广州交委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市对非广州市籍中小客车拟采取“开四停四”的部分限行措施，即连续行驶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天，再次驶入需间隔4天。当天，广州交警联合广州交委发布《非广州市籍中小客车通行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和《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4月17日中国新闻网）

事实上，机动车“限外”，近几年在广州闹出了几次大动静。从2012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州汽车限牌，其中的配套措施之一就是“限外”；2014年4月底，广州市交委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首次明确将在2015年至2017年，根据交通运行状况，适时分步推出“限外”政策；2015年6月26日，有人大代表建议广州尽快“限外”。同年12月，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城建公咨委主任曹志伟提出“引导外地车错峰出行”的建议，即有条件地“限外”。这次宣布实行外地车“开四停四”交通限行政策，表明广州“限外”，已进入实施阶段。

当然，广州实施“限外”政策，并非是地方独创，而是一种模仿，甚至是一种跟风行为。继北京率先对外埠车辆采取限制措施后，天津、上海、石家庄、杭州等多个大城市相继宣布加入“限外”队伍；在广东，深圳抢先吃了“限外”螃蟹。治堵与治污，几乎成了各地“限外”的尚方宝剑。然而，“限外”存在懒政之嫌，是政府道德风险的表现，既不具备法律上的可行性，也没有交通发展上的可持续性。换言之，机动车“限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依法行政环境逐渐完善的当下并非良策。城市治堵，不能“以邻为壑”。

广州是区域中心城市，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职能，也是科教文卫资源高地，对周边市镇经济社会发展担负着辐射带动之责，从长远看，大城市“限外”，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京津冀一体化为例，本应交通先行，然而，目前北京、天津实行“限购＋限行”，表面看只是机动车难以“串门”，背后隐藏的物流成本高得惊人，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拦路虎。

可见，机动车“限外”，值得商榷。依法行政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行政权力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运行，如果地方政府越限、越权行政，损害的是法律的权威。同时，“限外”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具备可操作性，大城市是开放、包容的代名词，“限外”属于强制性刚性手段，会剥夺市民的合法权益。再者，推出“限外”政策的合理性前提，在于能够提供被优先发展的公交系统作为出行替代，否则一面限制外地车辆进入，一面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公交资源，缺乏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