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国辉

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研究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经验事实。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自由主义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自由民主制被视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是所有国家都将达到的“历史的终结点”。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反映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了西方在全球学术界的话语霸权。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直接导致了很多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并得出似是而非甚至荒诞的结论。

具体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这一议题而言，海外学术界存在着以下三种错误观点。

一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归因于自由市场体制，进而将计划经济视为停滞和落后的。

二是将西方式的民主化视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方向。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张勇进指出，当代中国正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中国政府与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匹配”，这是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的局限性。

三是将“实事求是”视为一种实用主义原则。美国学者鲍瑞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实用主义”，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为新时期的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引导。美国学者史蒂芬·T·阿斯玛认为，中国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各项政策都是实用主义的体现，这种实用主义与非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极其契合。

上述错误观点的本质在于，这些学者过于迷信自由市场的作用，看不到计划经济年代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远意义，无视五年规划、国有企业、农村集体所有制等社会主义要素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曲解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将眼光狭隘地集中于党的领导地位，而非中国的发展成就。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认知错误，是因为这些学者在价值观上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将自由资本主义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线性演进的唯一方向，完全不顾及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他们缺乏一种辩证的精神，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带有僵化、刻板的思维，难以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实质和要义。这些学者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都缺乏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承认计划经济年代的伟大成就，以及这种成就对于中国长期发展的深远意义，由此导致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误解和偏见。当然，这种误解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种话语的权力，即通过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来诱导中国的制度变革，以实现西方的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海外学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中国学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方面，海外学者对中国的关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海外学者的研究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有可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海外中国学正在经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的新时期，这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机遇。另一方面，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竞争趋于激烈，在中国学者尚未就中国经验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话语的情况下，海外学者正在进入这一领域，争夺解释中国经验的第一话语权，换言之，有关中国经验的话语权存在委于他人之口的风险。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中国学者必须时刻记住这一警示，更加主动、更加努力地投入到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这一事业中来，在与海外学者的对话、争鸣与合作中完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为世界的未来提供有影响力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