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贫困县的一个科级单位，年收文件3831份，下发642份，某贫困村仅有430多户，原本几句大白话就能安排妥当的工作，却不得不花两天时间来制定修改材料……媒体在基层调研发现，一线干部群众依然为“文来文往”所苦，对“到处都发文”“永远在开会”但“无人落实”的现象抱怨甚多。

动辄千八百份的文件里到底有多少干货，我们不得而知，但学习消化再层层传达这么多文件，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却显而易见。近些年，在整治“四风”的高压态势下，有的会议是少了些，报告是短了些，文件是简了些，但稍一松懈，似乎又有卷土重来之势，“案牍主义”甚至有变种升级的倾向。上面安排工作，大事小情总爱发个《通知》，大小任务总要来个《意见》；下面推动工作，虽然原样照搬文件的有所减少，但“变个说法”“造个新词”将文件“改头换面”转发下去的并不鲜见。“文山”沉重，依然是当下基层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制定文件、印发通知、汇报请示，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形成文字材料，同样是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途径。但文字材料不是为写而写，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工作、解决问题。不妨看看一个60年前的案例：“建议由北京日报立即筹办一张晚报——北京晚报，以满足群众的需要，并占领这个宣传阵地”，这是北京晚报创刊时的请示报告，对此，市委负责同志批示“送中央”，中央批复“拟同意”，全流程下来不过短短几十个字，没有任何穿靴戴帽、拖泥带水，一张影响北京市民生活至今的报纸由此诞生。

言简意赅、雷厉风行，是当年工作作风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只是不知从何时起，材料开始喧宾夺主。有人谈工作，张口闭口都是制定了多少文件、出台了多少“办法”，说到成绩，第一反应便是精修文件，充实文本。有的干部还理直气壮：“没有文件，下面怎么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干？”显然，这是将臃肿的文件当成了工作本身，又将这样的工作套路当成了政绩本身。

何以形成这样的错乱逻辑？其中，固然有某些干部“能力不够，材料来凑”的投机冲动，但也不能忽视背后的“无可奈何”。正如基层干部坦言，“上级来检查指导，首先就是要看有没有发文件。没发文就是不重视，出了问题，问责会更严重。”必须承认，当下确实存在这样的倾向：一项工作做没做，就看有没有形成文本；工作做得好不好，往往是看材料精不精彩。凡事无论工作性质如何，似乎都一定要落到纸面上，都要用文件来留痕。相当一部分干部是“文山会海”的受害者，同时又成了形式主义的制造者。或许，相比“材料注水”“空文套话”，我们更该警惕的是“文山”背后的思维惯性和政绩观导向。

文件重要，但推动工作不能仅靠发文。今天，中国方方面面的建设发展任务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明确：难啃的硬骨头，不可能靠文件花团锦簇地飞来飞去啃下来，复兴大业始于踏实跬步，来不得半点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