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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长三角“一体化”这盘大棋

——民盟中央“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研综述

2018年05月04日 09:59 | 作者:包松娅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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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长三角“一体化”这盘大棋
——民盟中央“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研综述
记者 包松娅

▲调研组一行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调研

    ▲调研组一行在江苏南通考察产业园区

▲调研组一行在江苏南通考察产业园区


在中国的区域版图上,临江靠海的“长三角”处于“雄鸡”的胸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发轫于乡镇经济,兴盛于民营经济,长三角所辖的三省一市(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最初的一体化似乎是一种市场发展中的“自我”选择。上世纪90年代,民盟前辈费孝通先生代表民盟中央,曾连续多年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长三角发展的建议,为促进长三角发展切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一轮长江经济带规划、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等诸多国家战略向纵深推进,多年来,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之一的长三角地区,显示着其作为全国经济增长极的巨大拉动效应。然而与此同时,在向高水平发展阶段的迈进中,长三角一体化也逐渐显露“疲态”,进入瓶颈期。

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的要求,也是新时代长三角地区自身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和国际化步伐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三角地区合作发展,强调长三角地区要实现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作为中共中央委托的重点考察调研活动,民盟中央今年的党派调研主题正是“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分别带队,赴上海、安徽和江苏、浙江进行了深入调研。用丁仲礼的话说,为深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切实作出贡献,是本次调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既为推动形成我国多样化区域发展模式作出新的探索,也为其他省市区域协同发展率先提供可供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

一体化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10日,调研组来到江苏南通时,南通市党政代表团头一天还在沪考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见了南通代表团,共同为沪通深度“互动”把脉指向。

此前一周,上海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就“发挥上海核心城市作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刚到南通调研。巧合的是,其时,南通市政协刚刚完成《关于对接服务上海,全力打造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的建议案》。

同时也在调研组开启调研的当下,一年一度,长三角30个城市的一场”约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议在浙江衢州举行。

恰好,并不意味着巧合。这是长三角三省一市互通频率的“缩影”。

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土地面积21.2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常住人口1.51亿人,占全国的11.0%,经济总量13.53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0%。长三角城市群被调研组公认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无论在市场还会政府层面都已形成共识,到了可以形成合力发展的最佳阶段。”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启蒙发展有过深入研究,作为应邀参与调研的专家学者之一,他始终认为,当前城市群已成为支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的核心区和增长极,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实力比拼,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要瞄准“在2030年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进行对标。

谈到一体化,丁仲礼在上海和安徽的调研中,一直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一体化的内涵。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体化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在国际经验中照搬照抄。就连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不同区域之间也有差异性,长三角一体化与大湾区、京津冀区域发展道路都不同,那么长三角一体化到底是什么的一体化,有什么量化指标去判定一体化程度。他特别强调,一体化是手段,不是目标。一体化的目的是如何率先发展,协同发展。长三角应在“两个一百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指引下,立足历史新方位,对标国家战略,起到引领带头作用,面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要在宏伟目标的牵引下谈一体化,而不是就一体化谈一体化。

带着日趋清晰的基本判断,带着头脑中梳理的上百万字的材料储备,带着北京提前召开的两场专家座谈会的问题和思考,民盟中央两路调研组深入三省一市的企业园区、科研机构,力图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添一把力。

合作与竞争

“请问一下苏宁集团,如果你们在长三角都有投资,各地政策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会有多大?”

9日,调研组到江苏第一站的第一场座谈会。当企业代表苏宁控股集团总裁助理马康介绍企业在长三角的战略布局时,带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插话”问道。

马康对这个问题似乎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他回答说,针对一些项目的投资选址,每个地方甚至不同区县的政策都不一样,流程也不同。“这样一来,我们每个地区即便同样的项目,整个审批推进的流程都要从头到尾再走一遍,而且办理效率也有先后快慢的差异,有时同时开工的项目,一放就放半年一年,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把整个长三角区域内的政策梳理统一起来,有些证照在区域内不同地方可以互认。”

“那企业决定项目落地选址的标准是什么?”调研组专家接着问。

马康显然很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他坦率地表示,各地为了争取项目落地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政策,基本都是在土地及税收等方面进行竞争,从企业的角度,我们肯定会综合选择相对营商环境较好、运营成本较低而发展空间较大的地区。

显然,合作与竞争,这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两个关键词。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是研究城市发展的专家学者,他显然早已关注到这个问题,一句“迫切建成长三角城市群,不合作不能建成”,让人印象深刻。

为什么有此感慨?曾刚说,国家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这些年来重点城市研发投入效应在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复投资、重复研究现象非常严重,没有在区域之间的产业一体化上形成真正的跨区合作机制,甚至在国际合作中还出现博弈现象。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王涛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大数据分析,对长三角区域内30个城市的90份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报告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可能成为了曾刚观点的佐证。“结果显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重复性投入确实非常大,在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引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集,而且全部把装备制造和信息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王涛介绍说。

而要合作,离不开合理分工,离不开协调机制。

调研中发现,在长期合作过程中,长三角已经逐步建立了主要领导座谈会(党政主要领导)明确任务方向、联席会议(政府常务领导)协调推进、联席办(发改委)和重点合作专题组具体落实的机制框架,即“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三级运作合作机制。

但就四地的反馈看,似乎这个协调机制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长三角一体化一定要分清楚中央层面能做什么?上海龙头城市能做什么?三省一市区域内又能做什么?所有的问题全都放在一起是讲不清楚的,这个过程中中央要赋权,省市要赋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坦言,赋权给谁则需要在现在长三角合作机制基础上构建更高层级的,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

虽然是专家学者,唐亚林其实说出了共同心声。调研组在浙江调研时,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同时明确提出,建议国家加大对统筹协调力度,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尤其当各地区利益诉求有差异时,更需要这样一个统筹机构,需要在有关部委牵头下才能实施起来。

在南通市委书记陆志鹏看来,长三角是当前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同时存在。要坚持在国际竞争中去定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用国际视野和格局去看当前的一体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开放度不够。“区域内的城市定位和规划各有不同,发展中难免会有竞争,甚至还有壁垒。”陆志鹏认为,长三角城市之间首先内部要有开放姿态,多一些合作和协同,才能“抱团出海”,同时要进一步探讨规划一张图的问题,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合作与协同,毋庸置疑。对于竞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所长徐琴却认为,只要不是恶性竞争,适当的竞争会对推动整个区域跨越式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达,正是民营企业在竞争发展中,不断走出本地区,在地缘相亲的长三角区域内寻求合作发展。同样现在一体化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合作的就在区域框架内寻求合作,但肯定不是所有的产业都要靠政府去推动,需要竞争的就打造好平台,让要素在市场作用下自主选择和流动。”

“我们搞规划的很容易习惯使用规划思维,就是凡事都想用规范的办法去梳理解决。”浙江省有关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对此颇有感触,他说,其实或许规划部门要弄清楚的是什么“不能做”,至于什么能做,有些是可以交给市场去决定的,仅靠行政规划肯定是“规划”不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体化的。

合作的归合作,竞争的归竞争。换句话说,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在调研中,丁仲礼指出,长三角三省一市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不同主体牵涉到的利益也不相同,因此三省一市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实现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的平衡,打破行政区划阻隔,凝聚协同发展合力,努力取得各方共赢的效果。

科技排头兵与生态后花园

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长三角民营经济发达,服装鞋帽等进出口贸易都走在前列。

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向调研组介绍了一个“曾经”的浙江。过去几年调研,走进乡镇几乎村村冒烟,说明浙江低端的、小规模的、分散的产业非常多。这几年长三角率先遇到了转型升级的难题,也在转变动能上率先进行了探索。“我们浙江在治理低小散乱上狠下功夫,当年一个县基本要关停一万多家私营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就是到现在我们还是计划每年淘汰一万家不达标企业,逐步地把低端、散乱、小规模经济体转化掉。”

在“两路”三省一市全覆盖的深入调研中,调研组发现,为有力有效反制开放环境下,西方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遏制,落地抓实“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近年来长三角在动能转换上已经悄然布局以技术密集为特点的高新技术产业。

“有一个问题是,四地政府各自都制定了建设创新体系的战略、规划及政策,但区域创新体系非均衡性、非共享性及排他性特征明显,导致技术、资本等要素流动渠道不畅,制约了区域一体化合作创新效率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长三角区域相对发展薄弱一些的安徽,科技厅副厅长罗平告诉调研组。

如果说中国曾经的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恰要靠这些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

面对三省一市发展这一产业的共同愿望,曾刚建议,组建长三角应用技术研究院,以中国科学院相关的研究所,以及高校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中心为中心组建联合体,避免区域内重复研究,推动科技要素联动,围绕中国制造2025开展协同研究。“同时构建长三角产业与创新集群协作网络,以大型企业国有、民营企业为核心,以政府和高校为主力形成创新联盟,破解区域内产学研分开等问题。

在调研的共识中,长三角一体化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创新要素上进行突破是题中应有之意。

“蚂蚁金服是身在长三角的互联网企业,我们特别支持一体化发展的倡议,因为无论金融还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本身就没有地域概念。”蚂蚁金服副总裁俞胜法说,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小微企业众多,建议一体化发展要创新金融监管,支持金融产品以及投融资业务创新,更好地将民间资本导入实体经济领域,服务实体经济。

亨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江苏,“其实作为长三角发展的龙头,一些突破性政策给予上海先行先试是应该的,建议那些在上海试行过的好经验和好政策,在得到验证之后是不是可以放开到整个长三角区域,或者至少可以打破区域界限,创建一个创新合作的先导区、示范区,在这区域内共享优惠政策。”

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的观点是,按照十九大报告对东部地区的要求,长三角在创新引领和协调发展上应该还有更大的空间。在区域内的三省一市中,上海市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也正因为是龙头,上海要考虑做一下其他三省做不了或者考虑不到的事情,要有魄力去舍弃一些不符合上海更好发展定位的功能和产业,因此要在科研成果共享和成果转化落地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创新机制。

令人欣慰的是,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在争抢技术创新的高地。错位发展,也有地方听到了心里、落到了实处。

11日,调研组来到了江苏省位于苏浙皖三地接壤处的溧阳市。在这里,市委书记蒋锋并没有邀请调研组去看企业和城市建设,而是带大家来到了湿地生态保护区。“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资源就是青山绿水,我们一直秉持错位发展的思路,宁愿做其他地区的‘后花园’。为此我们执行的是严格的环保标准,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挡在门外,这个环保标准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比国家标准还高。”

“那么当地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样?”调研组询问道。

“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富裕,就是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好体现。”蒋锋说。

关于“人”的一体化

陈文超是地地道道的江苏人,大学毕业时,在铺天盖地的校招中,他看上了地处嘉兴的一个发展中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因为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待遇都非常吸引人。”

调研组来到企业调研时,是陈文超在这里工作的第6个年头。

“当时很多同学都选择去了一线城市上海,这几年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问我嘉兴的房价怎么样?工作待遇怎么样?也准备在这里买房子。”陈文超笑着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不知不觉间似乎各地都在上演“抢人大战”,人才争夺到了白热化阶段。在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长三角,人才将对长三角经济动能转换提供重要支撑。

在长三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高端人才基本都在向上海靠拢。在调研时,其他地区有关部门或者企业负责人也颇委屈,本地培养的人才在外流,即便他们花“重金”从上海引进人才,这些人基本工作在本地,家庭都还都留在上海,因为上海的教育医疗资源毕竟占优势。

一个特例是浙江。在去年发布的应届毕业生选择就业所在地的调查中,杭州首次超越北上广,跃居首位。

朱从玖告诉调研组,过去浙江的人才流出也非常严重,但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正靠着“星期六工程师”发展起来的。“星期六工程师是我们给周末聘请的上海专家的特定称呼。这些专家在周末专门到浙江江苏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生产指导和答疑解惑,一定程度上为两地民营企业的启蒙发展立下功劳。”朱从玖边回忆边解释,这就是人才的力量,也是上海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一个生动体现。

从原来的“流出”到如今的“流入”。朱从玖坦言,对于人才而言,“筑巢引凤”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

人才是长三角能否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决定因素,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才层层堆叠就像一个金字塔。正泰集团副总裁陈成剑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塔尖上的高端人才,也要重视塔基的中低端人才,要有一流人才,也要有专业化人才,打造国际化高地和专业化人才洼地,让市场在人才配置资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个城市才能更有活力。

调研组认为,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人才要能流动起来,自由流动到他想去的地方,流动到需要他的地方去才是好的一体化环境。因此建议三省一市更需要在“人”背后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共同需求的满足上下大工夫,在交通、教育、医疗、信息等方面让这些一体化落地的执行者和行动人不再有后顾之忧。

丁仲礼进一步提出,要进一步厘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准确内涵,要从发展规划、生态环境、创新要素、产业政策、土地指标、立体交通、市场统一、营商环境、信息资讯、公共服务、社会安全、国家政策、制度供给、协调体系等涉及一体化的诸多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介绍,通过调研,将综合三省一市的经验做法,梳理专家、企业家和各政府部门的意见建议,深入思考,精心提炼,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政策建议,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编辑:李晨阳

关键词:长三角 发展 一体化 调研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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