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口号”，5月6日，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华商报》发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电全国与中共筹开新政协会议》，代表民盟签名的是沈钧儒、章伯钧，而不是民盟中央主席张澜。8月1日，毛泽东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文中所列的12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也没有张澜的名字。

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是民主党派历史的重要界标，如果仅据这两份文献来回顾“五一口号”的历史场景就不免使人存疑：此时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为什么没有出面呢？

被称为“非法团体”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争取国内和平、争取政治民主的方针政策，以诚挚的态度对待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及停战谈判，以和平方式组织和领导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消灭中共的初衷不改，只是迫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及内战准备尚不充分，于是表面上顺应民意，确定了政府改组的方案，赋予了公民政治自由，制定了地方自治、普选等基本政治原则，装出实施宪政的民主姿态，希望以此来安抚各方、争取民心。民主党派利用这一时机迅速发展，民盟一跃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党。

张澜领导下的民盟以实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为目标。虽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第三者立场，但其所追求的和平民主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却是背道而驰，这就不免招致国民党的忌恨。之前并未采取严厉手段迫害民盟是因为和谈还需要民盟从中协调，伪国大亦要民盟装饰。到了1947年2月底，国民党勒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团全部撤离国统区。至此，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和谈之门彻底关闭。

在国民党看来，民盟拒不参加伪国大、坚决维护政协决议的种种行为是其继续独裁专政的绊脚石，与共产党无异，再加上民盟在国统区发动的民主运动愈来愈让国民党头疼，这就加剧了其取缔民盟的决心。于是，国民党开始了对民盟有计划、有步骤的打击。

1947年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然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5月初，国民党中央社又扔出“一颗重磅炸弹”，污称民盟及其他民主团体已为中共所控制，指出：“民盟行动均系循中共意旨……民盟及各民主政团，亦为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对国民党中央社的污蔑，张澜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诘问其：“民盟何种行动，是‘循中共意旨’，何种行动是‘受中共之命’，‘准备暴乱’云云？竟以莫须有之词肆意污蔑，乃自行证实一般社会对此文件认为捏造诬陷之猜疑。中央社此种举动，实已构成犯法行为，应负法律上之责任。”况且若民盟不合法又为何被准许参加政协会议？新的政府既然是以政协决议为标榜，那民盟何来不合法之说。国民党自知无理未予回应。张澜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强烈抗议使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民盟暂时躲过了迫害。

10月1日，民盟被国民党高层诬指为“中共之附庸”，民盟成员“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杜斌丞惨遭杀害。张澜悲愤交加，怒斥国民党的反动罪行。

23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包围民盟在南京两处办事处，切断与外界交流，检查进出人员。

27日，国民政府发言人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声明，污蔑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企图颠覆政府”，故通令“各地治安机关……严加取缔，以遏乱萌”。

“解散”与“解散无效”

形势急转直下，张澜紧急召集民盟在沪负责人商讨对策，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前往南京会同罗隆基向国民政府交涉，以期挽救危局。

国民党取缔民盟决心已定，毫无回旋可能，纵使黄炎培等人多方奔走交涉也没能扭转局势。国民党以民盟各地干部生命相威胁，逼迫民盟就范，接受自行公开解散的条件。实际上张澜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之所以签字同意，“完全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

民盟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是解散了，可民盟追求统一、民主的精神没有散。1947年11月7日，张澜发表个人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号召盟员不要因民盟的解散而放弃一直以来的目标，大家要团结起来，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奋斗。张澜这样做无疑会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和报复，将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但他毫不畏惧。

因为目标太大，张澜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很难离开上海，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坚持斗争。他与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等商谈时局，筹议盟务。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派沈钧儒、章伯钧赴港与其他民盟中委会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调整和充实了中央领导机构，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央常务委员名义领导全盟工作。张澜还特别叮嘱沈钧儒道：“沈衡老，现代中国革命几十年，纵观这几十年历史，深知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才有光明的前途，始具胜利之希望。为此，全会召开之日，当明确提出民盟倾向中共一边的口号。”沈钧儒到港后即刻着手会议的筹备工作。

远在上海的张澜心系会议，沈钧儒便通过秘密联络员函告会议准备情况，张澜在必要时给予指导。另一方面，张澜还多方募集经费支持盟员在港的活动。

1948年1月5日，期待已久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了，全会认定解散公告无效，决定恢复领导机构，检讨了过去的纲领政策，制定了今后组织工作计划，提出了新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路线。会议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摒弃了中间路线思想，决心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以“革命性的群众性的组织路线”代替“合法公开”的组织路线。张澜在得知会议情况后甚感欣慰，对于各项决议表

示完全赞同。

拒做“和谈”调解人

1948年5月2日，当香港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在李济深寓所集会讨论“五一口号”时，关起门来召开的南京伪国大闭幕，长衫马褂总统(蒋介石)和军装副总统(李宗仁)在众叛亲离的气氛中“宣誓”就职。而遭到国民党软禁的张澜也在虹桥疗养院与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商议如何响应“五一口号”。

10天后，沈钧儒委托盛康年带来亲笔函给张澜等在沪的民盟中常委，介绍民盟总部对召开新政协的态度。在收到沈钧儒信函以后，张澜与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等几次聚会，最后致信沈钧儒、章伯钧，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并“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6月14日，民盟再以党派名义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是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使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国民党的统治陷入全面危机之中。看到此种局面，美国方面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劝其让位给李宗仁以挽救奄奄一息的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一职，与中共进行“和谈”。于是，国民党人又想到了张澜，希望他出面充当“和谈”的调解人。

此时的张澜十分清楚蒋介石名为下野，实则退居幕后指挥的把戏，“和谈”更是缓兵之计，根本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张澜不但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而且断然拒绝居中调解。

（作者单位：民盟南充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