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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古融今说传拓

2018年05月16日 16:43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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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为唐初魏征等人所撰,记录了隋朝乃至以前的典籍之沿革与存藏之状况,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古籍。而这段注释则堪称是传拓史上的“第一实录”,不光出现了“传拓”这个字眼,而且对《石经》的辗转流布以及落水、残损直至被用为建筑“柱础”的“悲惨境遇”,作了如实的记录。由此,恰恰突显出“传拓”对“相承”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此处将“相承传拓”放在一起,刚好揭示出彼时两者的共生性:传拓是最好的相承,相承则离不开传拓。

清代六舟全形拓及绘画肖像《剔镫图》

清代六舟全形拓及绘画肖像《剔镫图》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犹在秘府”的那些古拓本,如今已不知所踪了。就像印刷术一度只存在于沈括的文字中,而未见实物难以确认一样,唐初“犹在秘府”的那些汉魏时期的传拓文本实物资料,迄今尚未发现。

不过,幸运的是,1900年在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大量文书图卷中,竟然夹杂着一卷唐太宗所书的《温泉铭》拓本;更幸运的是,在拓本的末尾边角处,还有一行墨书小字:“永徽四年八月×日围谷府果毅儿”———这个准确无误的纪年,使这件《温泉铭》拓本被确认为是唐初的拓本,即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传拓本实物。此件拓本在100多年前惊现于世,立即被法国学者伯希和携归巴黎,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温泉铭》的重现,证明传拓术在唐代已相当普及,连地处西北荒漠的偏远之地敦煌,都存藏着唐太宗的拓本,足见其在民间已经广泛流传了。而且,这件拓本的传拓质量极高,为良工佳纸精拓,通篇神完气足,堪称是古代传拓技艺的典范之作。由此可知,唐初的传拓术已臻成熟。

在唐代诗歌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对传拓技艺的赞美之辞,正可作为当时传拓技艺已得到广泛应用的佐证。如韦应物在《石鼓歌》中写道:“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其中“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且扫白黑分”,应是韦应物亲眼所见的“传拓现场”:“击”者,捶打纸面使之紧贴石鼓表面;“扫”者,以拓包蘸墨擦纸留痕,这种技法即是传拓常用的“擦拓”了。继韦应物之后,韩愈也写过一首长诗《石鼓歌》,对“毫发尽备无差讹”的纸本石鼓拓片大赞。

如果说,韦韩二诗皆以吟诵石鼓这件大名品而涉及传拓,那么,诗人王建的《原上新居》(之十一),则写到了传拓在当时民间的普及程度,其诗云:“近来年纪到,世事总无心。古碣凭人拓,闲诗任客吟。”散落各处的古代碑碣,任凭人们去拓印,可见传拓已是世间寻常之事了。

在唐代流行的传拓方法中,除了前面《温泉铭》所用的“擦拓”之外,还有两种更原始的拓法,即摹膫和响膫。这两种复制方法虽然都属于传拓的大范畴,但与包括“擦拓”在内的常见传拓技艺,也有明显的不同。所谓摹膫,类似小学生描红,即把薄纸覆于墨迹或石刻之上,双钩其轮廓,然后依照原迹的浓淡深浅填墨复制,所得副本十分接近原迹。唐太宗因酷爱王羲之书法,曾在弘文馆设置专司膫书的官职,其中就有名留书史的冯承素,他的《兰亭序》摹本被认为是最接近王羲之原作的书法珍品。所谓响膫,与摹膫类似但手法更加便捷。简单说来,就是“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却字画,填以浓墨,谓之响膫。”(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今石刻辩》)。需要留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以纸加碑”,显然不是石碑,而是纸质的石碑拓片,否则何以“贴于窗户间”呢?

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分析,膫字为古字,应是复制纸质或绢素文献的专用字,而与石头无涉。而加上石字边的“拓”字则出现较晚,当直接传拓石刻碑碣形成一种新的技艺,就需要造个新字来代指其意了。可以推断,摹膫和响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与其他传拓手法并行使用的,只是后来随着石刻之风愈演愈烈,而拓石常用的擦拓、椎拓、蜡拓等技法更为便捷实用,致使摹膫和响膫逐渐式微,拓字也逐渐把膫字的内涵完全包容,以致把本字逐渐淡忘了。

编辑:杨岚

关键词:传拓 技艺 拓本 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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