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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古融今说传拓

2018年05月16日 16:43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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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拓文化的传承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人才辈出,成果丰硕。清代学术研究的主流为“乾嘉学派”。而金石学因专注于古代器物的文字辨识、词义考证等研究,与“乾嘉学派”在研究主体上刚好汇流,甚至融为一体,两者互为助力,终将金石学推向了巅峰。

清代金石学研究空前繁荣,先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问世,均为卓有见地的金石学创获。至晚清,罗振玉和王国维集金石学之大成,马衡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学术的繁荣推进着传拓的发展,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许多古代金石器物的专项传拓,在清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对青铜器、铜镜、兵符、砖瓦、封泥、钱币等单项的细分精拓。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将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也囊括进来,而甲骨文的拓印对传拓技艺的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这也促使传拓的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单就传拓文化而言,清代是推动传拓从单纯技艺走向综合艺术的关键时期,先后出现了两位在传拓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六舟和尚和陈介祺。

释六舟,俗姓姚,名达受,浙江海宁人。早年出家于海宁白马庙。对诗书画印无不精通,尤擅传拓,堪称一绝。六舟在自撰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自序中,曾忆及早年访碑传拓的经历:“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此处所说“拓其全形”,即是六舟最拿手的绝技“全形拓”。

全形拓是指依照古器物的原形,拓出其立体的形貌。如果说此前的摹拓只能还原平面,颖拓则须借助毛笔“画”出原形,那么全形拓的出现,则意味着以传拓的方法,“拓”出器物的立体图形,这不啻是传拓技艺的一次“革命”。六舟或许并非全形拓的唯一发明者,但把全形拓发扬光大以致为金石学界所推重,则六舟堪称翘楚。

六舟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位将绘画引入全形拓的艺术家,其代表作就是传世名作《剔镫图》。所谓剔镫,即用细铁针或竹针,剔除铭文或纹饰上的铜锈。这幅作品分别拓出一件汉代雁足灯的侧面和倒置两个角度,妙处在于拓片底部又请画家陈庚精绘六舟小像,一作摩挲古器状,一作握针剔锈状,形象萌态可掬。由此,传拓从古至今主要为复制图文的传统功能,被拓展为主要表现艺术情貌,从复制到表现,传拓不再是一种单纯复制工具,而变身为一种主要供人欣赏的独特艺术品。这种无声的演变实自六舟起始。此外,六舟还拓制了许多古砖的全形,延请当时的名画家们添绘梅兰竹菊花卉草虫,使古物拓片与时令花鸟融为一体,并冠以一个富于诗意的名称“古砖花供”,开拓出风行后世的博古清供的一脉新风。

除了将传拓与绘画融合,六舟还有一项值得称道的贡献,就是创造出“八破图”的新形式。“八破图”渊源于传统锦灰堆绘画。锦灰堆相传是元代画家钱选所创,又称“八破”“打翻字纸篓”,它将破碎不全的古旧书画、拓片、古书等文房雅物,通过复杂的重叠堆积关系来构成画面,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颇具现代三维视觉艺术的特点。而以传拓的方式来表现与锦灰堆相类的传统题材,无疑是六舟的一大创新。

继六舟而起的陈介祺,是清代集金石、传拓和收藏于一身的集大成者。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本可在京城做他的太平官,只因看不惯官场积弊,借母丧归家,再不出仕,从此潜心金石,痴迷收藏,广招能工巧匠,将自家收藏的数以万计的碑刻、造像、陶器、印章、铜镜、砖瓦等分门别类,精工细拓,使其簠斋成为一时无两的传拓重镇。稍晚的金石家叶昌炽曾在《语石》盛赞陈介祺,称其“拓法为古今第一”,“齐鲁之间,皆传其法。”

陈介祺对传拓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不但亲力亲为直接参与拓工之事,而且以其丰厚的学养和经验,将传拓技艺上升为一门学问。他与老友潘祖荫经常以书信研讨传拓的专业问题,包括用纸用墨水分干湿墨色浓淡捶拓手法乃至保护器物等,皆有精到论述。潘祖荫后来将这些书信中的核心内容汇编成书,即陈介祺的《传古别录》。这是传拓文化史上第一部专业性著作。单以这本薄薄的小书,陈介祺就足以成为传拓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金石学在20世纪初的巅峰时期,遇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力冲击,开始走向衰落。“新学”之兴,将所有传统学术和技艺皆视为“旧学”,在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破旧立新”风潮中,传拓就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遭受了无情而彻底的打压和损毁。加之十年浩劫中,无数古物被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拓事业一度处于人亡道衰的境地。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恢复元气,出现了一批传拓技艺的传承人。在2012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首次“中国传拓技艺展”上,展示了13位当代传拓艺术名家的作品。这固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事和好事,但同时也令人感到忧心,泱泱文明古国,千年传拓文化,只有区区十几位传承人实在是人数太少,势单力孤。普及和弘扬古老的传拓文化,任重而道远。

传拓文化,一方面要传承,另一方面也要发展和创新,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在推动传拓文化走向新时代,让古老的传拓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与现代生活相融等方面,目前已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端倪。在当下的书画展览中,不时可见传拓作品的身影,在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里,拓片已成新的构成要素。单讲传拓艺术本身,近年来也凸显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尝试,譬如河南李仁清的高浮雕造像全形拓、山东淄博张洪雷的“太湖石拓”和广东深圳李瑾的“我拓我家”。李仁清在全形拓的基础上,将以往很难表现的高浮雕物体以创造性的拼贴方式得以实现,张洪雷则将全形拓的题材引向大自然,以天然太湖石为主角,创作出一批明暗凹凸、光影分明的传拓作品,引得众多书画名家为其题跋,令传拓艺术别开生面;李瑾则将传拓的触角伸向普通家庭,从而突破了过往传拓技艺大多局限于皇宫秘府、文博内苑以及非富即贵的收藏密室等藩篱,直接迈进了当下生活,她把自家的梳子勺子凳子柜子等,凡是有花纹有美感的器物都拓出来,请朋友题跋供众人观赏,其《我拓我家》系列展览已在全国五城市举办了7次,受到普遍欢迎。2015年还因其实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高度融合而入选《东方视觉·华人艺术大展》,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展出。这些颇具新意的做法和玩法,无疑为古老的传拓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编辑:杨岚

关键词:传拓 技艺 拓本 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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