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艺术,尤其是20世纪的艺术,我愿做举证的人。”

◆吴洪亮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北京画院齐白石纪念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秘书长、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副秘书长。

吴洪亮是70后,这无论是从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头衔,还是从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来看,都称得上年轻。不过10余年来,他所专注的,却是一份历史厚重、根脉深远的事业。

“很多美术馆都在做当代艺术的时候,我们不做。”

“现在我们干的活儿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根系续上,有传承才有未来。”

“在寻根中寻找力量,寻找价值。”

吴洪亮说起话语调轻快、语态现代。但说起在画院、美术馆做的事,句句更带着笃定。

“闯”入画院的年轻人

国画作为反映中国美术传统文化特色的画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超越形似而重在传神的技法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表现,构成了它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北京画院正是怀着对国画传承的初心建立起来的。建立过程,还与全国政协有一份渊源。

1956年,著名画家叶恭绰和陈半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共同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的提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一年后,北京与上海的中国画院先后成立。

1957年画院建立之初,周总理提出,艺术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欣赏,为人民服务”,要“把优秀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应该提倡,各种画派都应吸收”,“百花齐放,众美争妍”等很多想法,也明确了北京画院要肩负创作、研究、教学三大任务,要建设成为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等目标。

“画院的成立,是国家对于中国画发展的重视,也是对这些老艺术家创作和生活最朴素的关心。”

谈起这段历史,吴洪亮如数家珍。

“了解北京画院的历史,更加会发现这里的丰厚积淀。北京画院的生成,就基于当年京派一脉大家,比如第一任名誉院长齐白石、院长叶恭绰以及陈半丁、于非闇、王雪涛、胡佩衡等艺术大家的基因都留在了这里。”在吴洪亮看来,在这里学到的不止是画画的事,收获的也不仅仅是单纯的20世纪美术史研究,而是中国绘画里传承的思维方式,对传统的关照,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

甚至在他看来,自己能加入北京画院,本身就带着几分“中国艺术里不拘一格的写意感”。

2007年,吴洪亮正式成为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此时距离他从中央美院美术史专业毕业,已过去10多年。这期间,他做过许多有时代烙印的工作,在苹果电脑公司培训中心做软件培训师,做过平面设计、室内装修、公关项目……虽然没离开艺术,但与传统美术与中国画,也始终隔着道墙。

期间,吴洪亮出于兴趣加入了一个国际性雕塑项目的团队,结识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王明明看小伙子“工作靠谱”,也就拉他参与了许多与艺术相关的工作。吴洪亮在其中表现出的对美术本体研究的初心,动手做事的能力,被王明明院长看在眼里,也为他后来赢得了加入画院的机会。

“年纪轻轻,也没有很‘硬’的学术证明,直接投入工作,筹办展览,当馆长,终究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

不过后来吴洪亮发现,这对于北京画院来说,也并非不寻常———画院一直有一个有趣现象:首任名誉院长齐白石没有学历,王明明院长学历到高中,“而我才读到本科”。这也正是画院开放、宽容的地方,“画院关注的主要是你是否在某一方面特别专注,是否真的能做事情。这种一脉相承的风气,从齐白石、王雪涛传下来,都是实实在在对艺术有体验和爱的人。”

当然,事实也证明,吴洪亮适应且适合这份事业这个环境,可以胜任期待,甚至做得更好。

“一叶知秋”美术馆

在吴洪亮看来,美术馆是北京画院的“门面”,是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机构的一个平台,也是让公众和艺术工作者能够深入探寻中国传统艺术的一扇门。

美术馆建立之初,就确定了要做齐白石陈列,此后又推出了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展览的想法。选定这个主题,吴洪亮认为,是为了能更好地与全世界的艺术对话。

英国艺术史家、汉学家苏立文曾经提到,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的艺术一是对西方的模仿,二是没有新的创作。“这可以说是外国人对我们中国艺术界的印象,现在很多博物馆中国画展览只到清初就结束了,这好像在告诉世人中国的艺术只到这个时候就结束了。”

所以,吴洪亮觉得,我们得用研究实力和展览来说明,20世纪如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到底为人类的艺术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20世纪其实就是今天艺术的前史,只有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可以很踏实地和全世界的艺术对话。”

但北京画院美术馆这个只有4600平方米、展出面积仅1000多平方米的小型美术馆,如何与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等大馆区别开来,编织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全景?

初到画院美术馆,他着重想了很多策略和方向性的问题。年轻人吴洪亮给出的方案是:小切口、看细节,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就做展览来说,宏大的叙述方式是需要的,但最终是要落在实处,用细节把状态勾勒出来。”

2007年以来,北京画院美术馆以齐白石为中心,横纵向研究了李苦禅、王雪涛、许麟庐、李可染、周思聪等40余位20世纪美术大家。先后做了李苦禅收藏的碑帖,周思聪的图稿和作品对照展、荷花专题展、《矿工图》特展,卢沉晚年的醉酒图等展览。都是以微观世界介入,一点点梳理出20世纪的美术图景。

容易忽视全局,是过多关注细节会存在的问题,但当细节做到一定程度,却会反过来一点点勾勒成全局的场景。吴洪亮喜欢用“一叶知秋”来总结美术馆做展览的方法。

2015年,美术馆展出的“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是除了齐白石系列展之外,吴洪亮颇为满意的“作品”,其中有他眼里“刚刚好都对”的细节。吴洪亮和团队为了这1个月的展览,足足准备了六七个年头。

早在开展6年前,吴洪亮就开始思考。“首先要理解《矿工图》的价值是什么”,在他看来,这一部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视作揭露侵略罪恶,为人民苦难控诉的里程碑式力作,实则传递的是人类悲剧,“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想不清楚的东西,比如杀戮,对资源的掠取等等,展览名字经过反复探讨,最后定为‘大爱悲歌’。”实际上,这也是周思聪、卢沉最终思考的问题,意在唤起时代对于战争灾难反省的同时,也试图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去呼吁、追求“和平”与“人道”的永恒主题。

当时的展厅,很容易被一种暗沉的氛围感染。吴洪亮为了达成这样一种效果,做了很多细密精巧的设计和筹划,如今提起这些细节,他记忆仍然深刻,也会再度动容,为画作本身传递的痛苦而痛苦。

当时展览主题墙上有镂空的“叉”,这种“叉”在一二层的墙上不止一处,“叉子代表死亡,叉子中两直线的撞击和基本色调我们都是按照《矿工图》的颜色做的。”吴洪亮解释,“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这个思路其实来自卢沉、周思聪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研究的‘水墨构成’,叉字的形状和她画中的结构有所呼应。”

展厅正中间摆放的一支红玫瑰点亮了整个展览的暗沉,也让展览从“悲歌”落到了“大爱”上。“我们当时讨论这个展览全是黑色,观众是受不了的。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幕,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姑娘在一群德国士兵中间一闪而过,于是决定放一支红玫瑰。”吴洪亮说,为了那一支玫瑰花怎么放,团队又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光是花瓶就买了三回,“最后我回家拆了我太太收藏的一件美国艺术家的装置作品,因为那个瓶子特别合适。玫瑰也是要求每天都必须新鲜。”

展览上的音乐,也经过多番讨论,最后选用了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的交响乐曲《大地之歌》。部分合唱取材自中国唐诗的世界名曲,传达的是对自然的体悟和热爱,以及对人生的苦难和对短暂的尘世生命的感慨。

最终,作为北京画院美术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交出的一份答卷,展览获得了业内高度评价,抱回大奖的同时,也让公众对于艺术和人类处境、感情之间关联有了一种强烈认知……

吴洪亮策划的展览被业内人士评价多是:识别度很高,气质独特,对细节的讲究几近极致。这背后,往往是吴洪亮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地修改和苛求。

“对于中国的艺术,尤其是20世纪的艺术,我愿做举证的人。”如吴洪亮所言,他正是通过一个一个展览背后的大量研究,支撑起一个系统,每一个展览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他的论据,而这背后没有捷径可走,要细节到位,唯一能做的,就是花功夫、花时间。